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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段祺瑞是民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如何评价段祺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是为之作传的难点之一。彭秀良著《段祺瑞传》本着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治史原则，着眼于突出段祺瑞对历史发展的贡献，写出了段祺瑞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这本《段祺瑞传》不仅记述了段祺瑞的一生，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关键词】民国人物；段祺瑞；学术价值 

　　为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作传，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政治环境、社会舆论以及传主后人的态度都会给作者形成不同程度的压力。给民国史上的政治人物作传尤其不易，毕竟那个时代距离我们比较近，而且牵涉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又太多，有些地方实在难以处理。虽然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彭秀良先生还是走进了民国政治人物的传记圈子。首开先河的是为王士珍作传，这位被称为“北洋三杰”之龙的民国总理，因为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过于稀少，作传的难度相当大。接续着《王士珍传》的余热，彭秀良先生又推出了“中华民国”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的传记——《段祺瑞传》（中华书局2015年6月出版），给我们打开了重新审视民国人物的又一扇大门。通读这本《段祺瑞传》，我们感觉颇有新意。 

　　一、持论平实，尽量做到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与王士珍不同，段祺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要重要得多，他的影响自然也大得多。如何通过文字全面、客观、公正地反映段祺瑞的一生及其历史贡献，也就成了一大难题。彭秀良先生自己说：“我不喜欢脸谱化地评价历史人物，总是试图将他们放在历史进程中去考量，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尽可能避免将个人的感情带进历史叙述当中去。”《段祺瑞传》是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呢？笔者的感觉是基本上达到了，理由有三：一是全书内容侧重于对段祺瑞人生轨迹的细致描述，避免了简单下结论的弊端；二是全书内容中引用档案材料和文献资料的比重很大，虽然给读者造成了一些阅读上的困难，但很好地支持了作者对传主历史地位的评价；三是持论平实，不故作惊人之语。 

　　从史实出发公正地评论历史人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吴相湘先生在回顾自己的治学历史后总结说：“近一百余年来政治恩怨太多，各种有意歪曲事实的宣传盛行，是非颠倒，真相混乱，尤其是对慈禧、袁世凯、汪精卫等以‘天下万恶皆归之’几乎成为一定模式。今后如果要真正了解民国史事，必须首先排除这些偏见成见，再慎思明辨，独立思考，小心求证，从头断认以进行研究，自有独特心得与丰硕收获。”“小心求证”说的就是要以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为基础，“从头断认”则是指从史料出发重新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只有做好“小心求证”的工作，才会有“从头断认”的公允与持正。 

　　要做到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首先要做好“小心求证”的工作。民国历史去今不远，史料之丰富自不待言，如何辨别史料的真伪实在是个大问题。彭秀良先生采用区分史料可信度与多种史料互证的方法来对史料进行鉴别，尽可能保证采用史料的真实性。区分史料可信度，就是根据史料的来源判断史料的实际价值，一般说来档案资料的可靠性最高；史料互证，就是根据不同当事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述或回忆进行比对，再参照不同当事人与同一历史事件的关联度及相关档案资料做出判断。《段祺瑞传》使用最多的史料是各种官方档案，其次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对当事人回忆录的使用，兼顾了段氏集团人物与反段派人物的回忆文字，并对他们各自的立场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梳理，最后才选定使用哪些人的回忆文字作为参考，表现了严格治史的科学精神。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在为《段祺瑞传》所写的序言中强调：“本人一向主张以实事求是为治史最高原则，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既是杨天石先生对自己治史原则的表白，也是对这本《段祺瑞传》的肯定。 

　　二、立意新颖，着眼于突出段祺瑞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对于北洋政府的评价，历来是否定多于肯定，这是革命史观关照下历史书写的基本脉络。近些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与细化，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作为北洋政府首脑人物之一的段祺瑞，关于他的评价自然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全面否定到部分肯定的过程。然而，在民国史学界的深入挖掘与大力推进下，更多的历史细节呈现出来，人们对于段祺瑞在执掌政权时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加正面的评价。正是在民国史学界集体努力的基础之上，彭秀良先生才进一步提出了着眼于突出段祺瑞对历史发展贡献的研究思路，从而使得这本《段祺瑞传》的写作凸显新颖的立意，这里仅举出两个例子稍做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段祺瑞推动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力图平等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过去总是从内政的角度来研究参战问题，将其视为派系斗争的结果，进而加以贬斥，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公正客观地评价段祺瑞的历史地位。2014年7月3日—5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影响”国际研讨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大都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是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的第一步。在《段祺瑞传》中，彭秀良先生从考察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的曲折过程入手，揭示了段祺瑞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这方面的内容在以往出版的多种《段祺瑞传》中也有所体现，但全是围绕北洋军阀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展开，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这一史实，因而对段祺瑞的评价就显得不够客观。 

　　第二个例子是对善后会议的评价问题。段祺瑞临时执政后，宣布要组织召开两个会议：一个是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议建设方针为主旨；另一个是国民代表会议，计划援照美国费城会议的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由于在筹备召开善后会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段祺瑞与孙中山存在较大的分歧，因而受到了国民党人的抵制。过去我们习惯上指斥段祺瑞借善后会议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殊不知善后会议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所以，对段祺瑞试图通过善后会议的形式实现其“和平统一”的政治理想，应该是予以肯定的。尽管最终善后会议未能完成其历史使命，但不能因之而否定段祺瑞所做出的努力。在《段祺瑞传》中，对善后会议的召开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也是这本传记的亮点之一。 

　　三、结构新颖，增加了交代传主幕府人物荣辱沉浮的一章 

　　在结构上，《段祺瑞传》也有不少亮点，其一是对传主的家世传承和子孙后代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澄清了一些问题。为了准确把握段祺瑞的家世传承和子孙后代的情况，彭秀良先生专程拜访了段祺瑞的孙女段慧敏女士，承她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和耐心地讲解，并对以往几种《段祺瑞传》中的失误做了订正。书稿写成之后，他又将书稿寄给段祺瑞第四世孙（非嫡传）段海澎和嫡传第五世孙女段虹审读，订正了其中的某些错误，减少了书稿中的讹误或不准确之处。特别是2015年3月28日举行的段祺瑞诞辰150周年纪念活动，彭秀良先生作为特邀嘉宾与会，见到了上百位段氏后人，不但了解了段氏家世传承的更多细节，而且对段祺瑞出生地及早年成长情况有了深入了解。更难能可贵的是，彭秀良先生将这些新发现都写进了书稿——这从《段祺瑞传》的注释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此举使传主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真实。 

　　《段祺瑞传》另一个结构上的亮点，是增加了交代传主幕府人物荣辱沉浮的一章。段祺瑞继袁世凯执掌北洋政府和担任临时执政期间，通过地缘、血缘、业缘等关系，在他的身边集中了一批幕僚。他们和幕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构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景观。对段祺瑞重要幕府人物的研究，以往也出现过不少成果，如李庆东的《段祺瑞幕府与幕僚》一书即为杰出代表。但将段祺瑞身边幕僚的荣辱沉浮单独辟为一章写入人物传记当中，还是这本《段祺瑞传》的首创，可说是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体例方面的一大创新。 

　　彭秀良先生以学术性传记的严谨、文学性传记的可读写就这本《段祺瑞传》，着眼于段祺瑞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贡献，写出了段祺瑞的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通读全书内容，可以给出八个字的总体评价：观点鲜明，立论有据。因此，这本《段祺瑞传》不仅记述了段祺瑞的一生，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1]吴相湘.三生有幸[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胡晓.段祺瑞年谱[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3]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魏格林，朱嘉明编.一战与中国[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