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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对“疯癫”概念发生转变并认可疯人医院体系功用的关键时期。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其实疯狂本身不变，变的是人对它的认识。”29本文将对中国第一间疯人医院——广州惠爱疯人医院创办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分析现代精神病学和医疗体系对疯人的认识，揭示“疯人病”这一新观念和疯人医院系统进入中国社会时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目前学界普遍地认为，这间医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但对疯人医院的创办过程并不清楚，437-440本文利用美国长老会档案和疯人医院报告等第一手资料，理清部分史实，为这一段历史增添具体的一笔。

    一　对“疯癫”的认知与是否建疯人医院的争论

    精神病至今仍是医学界一个难解之谜。19世纪美国传教士嘉约翰在广州从事医疗教育活动，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常会遇到疯人的病症。他同情疯人的境遇，为此总结了中国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简单地看管或投入监狱，从没对疯人做出满意的安排；更为普遍的存在事实是将疯人用锁链囚禁，经受日晒雨淋，或是全年关闭在黑暗、潮湿的房里，或是牲口棚中；疯人得不到什么关心和照顾，很少能听到温暖的话语，更不用说卫生条件。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根本就无望治愈的病症只有少数几种手段来处理，常被送回乡下老家，那里的宗族势力有权决定此人是生还是死。在贫困人家，疯人的死亡率非常高，因为他们经常遭到粗暴的对待和缺少照顾。

    在中国古代，据《黄帝内经·宪枢》卷五之《颠狂》所述，癫狂的表现是失眠，食欲不振、夸大妄想、自尊心强，且吵闹不休，甚至“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中国医生普遍把疯癫的许多形式理解为机体性失调，他们用于解释“癫”和“狂”的语言与解释其他疾病没有什么区别。在人类整个疾病史中，精神病的治疗是最残酷的一章，直到19世纪，许多国家还不了解精神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谈不上精神病护理，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要遭受残酷的禁锁。因此，对癫狂的判断与处置往往都是出于司法而非医学的态度。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科学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疯病的看法，解剖学家揭示了循环系统及协调四肢脊髓与皮质间活动的神经网络，并开始探讨神经系统在控制感觉与运动中的作用。关于疯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自由发展的过程，疯人不再是一个动物，或被剥夺了全部人类的残存特性，相反，他具有人的本性。尽管疯人缺乏自制和秩序的观念，但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缺乏的本质也许经过恢复后，个人仍能成为理性的公民发挥作用。”18世纪、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东部沿海地区学校、济贫院和疯人院的数量激增，以解决疯癫病人的问题。疯人院管制的主要作用就是对疯人进行隔离，保护其安全，最大限度地增大治愈的希望。部分改革者提出了精神治疗的新方法，应用药物和禁闭管制成为治疗精神病的主要手段，强调精神治疗和仁慈、理性、人道的方法。

    正是基于西方现代精神病理论、疯人医院收治病人的疗效和中国疯人的特殊处境，嘉约翰深信中国有建立疯人院的必要。目前见到的关于嘉约翰建疯人院的最早呼吁，是1872年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嘉约翰提到这批无助疯人的生存状况，呼吁教会注意并拯救这一群体。

    然而当时来华的西医传教士还普遍流行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并没有太多的癫狂患者，没有必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建疯人庇护所”。如著名的英国传教医生魏雒林曾说过，他在中国“8年行医经历只遇到了2位疯病人”，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恬淡的个性和有节制的习惯，使中国人得此病症的人数不多。”所以，没有必要在中国建立疯人庇护所。

    嘉约翰不同意外国医生关于“中国没有疯人的论断”，他辩解中国的疯人问题没有凸现出来是因为，第一，他们大部分被铁链锁捆在家中；第二，他们很容易自杀；第三，被亲属虐待，他们的寿命通常很短；第四，他们被任意的放逐。癫狂病人总是试图自杀，博济医院一位病人几次用他的腰带悬梁自尽，都被嘉约翰医生及时用刀砍断绳索救下。

    1881年嘉约翰在《西医新报》第1期上发表《论医癫狂症》一文，他呼吁中国人应当关注这一问题，“凡人怪异之病殊多，为最酷烈难治者莫如癫狂之症，有缓有急，或初起而操刀杀人，或病后而妄言谵语，或哭或笑，其状难以尽述”。他介绍美国设立疯人医院的情况，说“美国较大的省份设有专门的癫狂医院数间，小的省份也会设立一间疯人医院(这并不包括各个城市根据不同资助情况设立的疯人医院)，还有医生自己设馆专医此症。英、俄、法等国都有各自的体系，按照此类方法设立癫狂医院”。嘉约翰进一步说明，“治疗此症必须是经验丰富的医生才能称职，在医院中多设坚固病房收治癫狂病人，然后采取适合的医疗方法慢慢调解”，会取得较好的疗效。而“中医或是病人的族人普遍使用铁链手铐紧锁疯人手足，这样的手段虽可以使疯人不再杀人犯科，但对于患癫狂者本人则无大益”。看到许多中国癫狂病人或投河自尽或上吊自杀，“作为一名医生却不能施救”，嘉约翰感到“非常的遗憾”。嘉约翰在《万国公报》上先后发表《设立痴癫院略论》、《英国收养疯癫的方法》、《治疯宜早》等文，公告印度建造疯人院的消息，嘉约翰希望通过宣传使传教士和中国士人了解在中国有建造疯人院的必要。

    1886年为纪念广州博济医院成立50周年，经过嘉约翰的一番努力，中国医务传道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决定建立一所疯人院。但两年后，又收回了他们的决议。除了经济负担方面的考虑外，他们回复：“这不是目前工作的重要目标，虽然嘉约翰的性格是乐天派、一贯勤勉，并愿意承担此项责任，但如果嘉约翰的继任者不愿意承担这类工作，这一机构的前景也不被看好。”建议嘉约翰成立另外一个独立委员会推动这一工作。他们不愿意介入这项慈善事业，拒绝为疯人们做任何事情。

    在美国，嘉约翰得到一些医学界同行的支持，特别是美国布鲁克林医院(Brooklyn)院长E.P. Thwing教授。他积极地支持嘉约翰在中国筹建第一间疯人院，并就此与嘉约翰保持通信。出于对传教事业、慈善事业和科学研究的兴趣，Thwing教授决定访问中国。他和嘉约翰提出“这些心智混乱的疯人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建议考虑由公众机制和社会福利机构来有效地解决这一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问题。他们在美国得到很多教友的支持和鼓励，他们承诺将对中国筹建第一间疯人院进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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