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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嘉约翰筹建疯人院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中国官员、商人和在华外国社团的回应。Thwing教授抵达广州后，嘉约翰医生陪着他与广州爱育善堂的诸位董事、香港东华医院的诸位会董会晤，这些精英人士都是穗港两地的商界富豪，他们都承认成立这样的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却拒绝进行投资。嘉约翰医生曾试图通过递交一份发展计划争取封疆大吏张之洞的支持，张之洞的幕僚回了一封信，大意是说：“随信一道退回这项关于收容所的计划书，很抱歉地讲，总督大人对此并不感兴趣。”嘉约翰的上书还交到番禺县令处，官员们均以“无力”赞助而拒绝了他的请求。102-108尽管没有得到地方官员和绅商应有的支持，但嘉约翰和Thwing仍耐心坚持，呼吁在华的医学传教士关注这一问题。

    1890年嘉约翰和Thwing教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博医会大会，在大会上他宣读了《西方的治疗方法与中国的精神病人》的论文，印发了《关于有必要筹建疯人院》的宣传资料。大会通过由嘉约翰医生和Thwing教授提出的筹建广州疯人院的计划。与会医生们对这一项目十分感兴趣，希望嘉约翰能够完成这一具有重大人文意义和社会现实意义的艰巨任务。大会表决建议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要努力建立相应的疯人庇护所。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佛山的伦敦会医生Wenyon在1892年的《博医会报》上发表不同的意见，他说：“一位美国绅士同英国教会团体联系，商量共同合作建立广州疯人医院，并为此项目在英国筹款。作为英国资深医学传教士，有责任就此事发表不同的意见。”他再次提出是否有必要建疯人院的问题，并说“在中国精神病人的发病率不像欧美国家那样普遍，香港和佛山的疯人院根本就没有患者”。他不同意由传教机构设立这样的机构，预计“成立疯人院会遭人谩骂的”。

    嘉约翰在随后一期的《博医会报》上做了回应，他质问Wenyon医生“可否给出统计数据证明中国的疯人不像欧美那样普遍?或是中国没有疯人。”他强调必须对疯人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回答了“疯人院是否可行”的疑问。他批评Wenyon医生的随意猜测和误导性言论对中国的脑病患者是不公平的。嘉约翰感叹，中国疯人的行为虽然引人注目，但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并没有关注这一群体，他们认为这群疯人数量相当少，不值得为他们做些什么。嘉约翰的老友纪好弼医生也担心他的处境，劝慰他不要自找麻烦，“中国社会不愿看到巨大转变，更不愿被解剖大腿或是建疯人医院。”他建议嘉约翰去香港工作，不要因嘉约翰的做法危害到其他传教士的正常生活。

    可见，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即便是外国社团，对待疯人存在着辨识的不明确和认识的不稳定性。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和疯人待遇有关的疯人出现空间，另一个则是与如何看待疯癫有关的意识形态问题。55人们对疯人实施禁闭完全不从医药观点出发，疯人的非社会成员身份还加上了非人的待遇。而嘉约翰倡导开办的疯人医院，其出发点是将疯癫归为心智疾病，这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演变，尽管群体意识还有待提高。

    二　美国长老会封杀筹建疯人医院的计划

    1892年，嘉约翰用自己的养老金购得一块位于广州芳村的白鹅潭码头边近4英亩的土地，待建疯人院。其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隔着珠江正对着沙面租界区，可以望到不远处珠江北岸的博济医院。这里土地价钱比较便宜，而且避免了广州城的喧闹，对于病人疗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为融洽周边的邻里关系，嘉约翰先利用这块地开办了一间免费诊所，由筹备疯人院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尹文楷(即尹端模)医生主理。

    为了加快疯人医院的步伐，嘉约翰首先想到的是获得美国长老会的支持。面对众人的疑惑和不解，嘉约翰专门写了十几条理由向差会解释为何在中国建疯人医院。例如，他指出中华帝国有5倍于美国的人口，却没有一间疯人医院；在中国和其周边国家，疯人即便是在自己家中也得不到合适的对待和照顾；疯人的特殊性不能收入教会医院，得到治疗；开办疯人医院是传教医生直接效仿基督耶稣的范例，“治愈所有疾病的症状和病态的行为”等等，并要求差会授权他在美国募集50，000美元捐款，用于建立广州疯人医院。

    尽管嘉约翰的理由很充分，但他的呼吁并没有得到差会的支持。长老会海外部秘书长Ellinwood劝说嘉约翰放弃建疯人医院的念头，“从收益上来讲，差会同样资金投放在新开辟的领域，要远远好过投资在这一终结性的目标上；培训一名强壮的、健康男孩的收益要远远好过训练盲童或是类似的麻风病人。”并于1892年11月9日正式通知嘉约翰，“关于广州疯人医院的事情，差会决定不参与。”10日差会给广州传教站正式文件表示，“就嘉约翰为筹建广州疯人医院募集资金的事宜……鉴于其募集的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会工作，所以差会不会同意授权嘉约翰开展募捐活动。”11月16日Ellinwood给嘉约翰的信中则是充满了威胁的语气，信中说“嘉约翰应该服从差会的决定。而他的募集活动是与教会传教项目无关的。”

    差会开始不断地给广州传教站做工作，尽管承认“建疯人院当然是一件好的事，但与传教目标距离太远。传教站的目标是努力提高被拯救的人数”，建议“博济医院的另一名医生关约翰和广州传教站不要卷入”。他们认为“传教士努力感化的目标是有眼睛的健全人，能够学习和祈祷的人，而不是盲人、聋哑人和疯人”。医学传教士的责任不仅是治愈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为传播福音打开通路。广州传教站的其他传教士，如关约翰(Swan)和香便文(Henry)也不支持嘉约翰建疯人院的举动。

    差会进而归纳出反对筹建广州疯人院的三点理由：首先，这件事情应该得到广州传教站的认可，但广州传教站并不同意；第二，目前条件下传教士应该遵循以传播基督精神为主的工作，不鼓励直接从事人道主义的工作。这种倾向将会迷失传教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很冒险的；第三，可以理解部分在中国工作的医生感情，同情这些疯人并愿意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项工作是否为传教工作带来好处或是伤害，还是搅起居民的怀疑和蔑视还不能成定论。

    面对差会和广州传教站的阻挠，嘉约翰并没有放弃，在随后的几年，他不断地向美国教会全体大会申诉和抗议，给每一位海外传教士写信阐释他的理由。美国长老会高层对嘉约翰不断上访告状的做法颇为反感，称“嘉约翰的做法使其与差会的关系陷入一个敌对的状态”。在他们看来嘉约翰不断的抗议活动“影响了差会的正常工作”。差会回过头来批评广州传教站，要求他们进一步明确“总体的人道救援工作不应该包括建疯人院，不鼓励开展与此相关联的任何活动，尤其是人员和支出花费方面都不与此相关联”。命令广州传教站想尽一切方法使嘉约翰的计划没有实现的可能，“否则差会和广州传教站将不得不承担疯人院的花费”。

    美国长老会的观点是基于教会的资源直接用于传播福音的工作尚有入不敷出的现象，所以教会从事的工作只能限定更直接的赢取信徒的活动中，不可计数的人道救援工作将分散差会有限的财力资源，是不可取的方式。差会处理日常事务的宗旨和政策是“当遇到冲突时，每一位传教士只能服从教会大局利益”。认为举办这样的机构也将牵扯传教士太多的精力，像开办广州基督教教会大学(岭南大学前身)，许多传教士都深陷其中，疏远了原本应该从事的教会布道工作。[24]同时，美国长老会也商量了最坏打算，如果嘉约翰成功了，那么差会必将采取一定的措施，逼迫嘉约翰自己放弃广州传教站和博济医院的工作，去负责管理他已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疯人医院。美国长老会非常害怕开始这一项目，他们认为“尽管现在只是露出冰山一角，但却给未来的传教工作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差会资金将越来越明显地被消耗掉”。

    差会反对嘉约翰筹建疯人院，根本的原因，首先是害怕疯人院的筹建和经营将花费差会的大笔资金；第二，从功利的角度来讲，同样的钱花费在正常人身上，得到的收益远远超过教导疯人；第三，暴露出传教和行医的矛盾。教会办医院的出发点是利用医疗手段来传播基督教，传播基督教是根本目标。差会不会为一种实施手段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Ellinwood认为，疯人院的工作一旦开始，接下来的工作可能全部要落到传教站的头上了。他预计，“嘉约翰可能要花费至少1-5年的时间来筹集资金。即便他募集到这些钱，他还要用另外的一年时间去建楼，组织医院的工作程序，聘用一些帮工等等，这些工作要占去他全部的时间。疯人院的工作一旦开始，广州社区的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将认为广州传教站和差会必将对此机构负责。差会怎么可能鼓励花费50，000美元用于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希望的一群人身上呢?”所以差会要想尽办法阻止嘉约翰建立疯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