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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诏书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确定曹魏的正朔"依虞、夏故事"即历法不改，袭用此前的后汉四分历。
　　其二，确定曹魏王朝相应的"数"为土德之数五，并把它应用在"殊徽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这些事情上。
　　其三，易服色，即使用跟土德一致的黄色。诏书规定它的使用范围包括：
　　(1)每四时之最后一个月（季月）服黄十八日。服黄十八日来自于东汉于"先立秋十八日"迎五行之黄气于中央之兆①，曹魏认为自己是土德，与黄色相应，于是将此迎黄帝之礼扩大到每四时之末。
　　(2)节旄用赤，节幡用黄。此"节"为帝王出行卤簿之导引，由旄、幡两部分构成，旄是节的羽毛部分，它来源于汉"节"幡是"节"下垂的旗帜幅面。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西汉晚期的幡的实物"张掖都尉信"?，扬之水等学者对"幡"作过专门考释?，崔豹《古今注》：魏朝有青龙幡、朱雀幡、玄武幡、白虎幡、黄龙幡五，以诏四方。东方郡国以青龙幡，南方郡国以朱雀幡，西方郡国以白虎幡，北方郡国以玄武幡，朝廷畿内以黄龙幡，亦以麒麟幡。"④说明"幡"除了应用在帝王出行方面之外，诸侯也可使用跟五行方位匹配的幡以示身份标识。画像石中有"幡"的图像资料，如徐州青山泉出土汉画像石⑤（见下图）、酒泉西沟魏晋墓出土的彩绘砖?，幡是官员出行时的导引，可使主人身份一目了然。
　　魏文帝诏书中的幡指的是导引卤簿所用的节幡，即"幡"加上羽毛部分"节"而成。节用赤、幡用黄，是五德终始说中相生说的应用--曹魏认为自己是土德代替火德之汉，而根据五行相生说，火生土，节旄用赤显示了承接前朝气运；节幡用黄表示彰显自己的土德。这跟王莽改制时也认为自己是土德，但"使节之旄旛皆纯黄"是不同的。因为西汉至新莽时期五行相胜说仍然占上风，而汉初定的水德"尚黑"所以王莽代汉后把汉代侍中冠帽上的貂尾从黑色改成了黄色?。这表明王莽认为自己的土德之黄代替水德之黑，这是相胜说的应用⑧。曹魏与之不同，以五行相生说代替了相胜说，而不是仅以"汤武革命"式的"德"之相克胜过前朝。
　　其四，腊以丑，即于丑日行腊祭。这是因为曹魏认为自己是"三正"中的"地正"而"丑"和"白"都是跟地正相联系的。腊起源于先秦①，原为冬至之后腊祭百神之祀②，秦以十月为岁首，改在亥月腊祭③。至于具体祭日，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了一枚木牍，正面文字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历谱，背面文字有"以十二月戊戌嘉平，月不尽四日"之字④，戊戌地支之"戌"即为此年嘉平（腊）之日，此为秦腊日在出土文献中的记载。汉朝腊日见《汉书o元后传》：（王莽）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通典》高堂隆议，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终而腊，火始于寅，盛于午，终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腊。宋祝穆《事文类聚》：'国朝用汉腊，盖冬至后第三戌大墓日也。是为腊。'⑤则汉腊日在戌。曹魏则根据自己是"地正"定腊日在丑，后来魏明帝继续"改正朔、易服色"时，出现了对腊日的讨论，最终仍然定在丑曰上（详下文）。
　　其五，牲用白。这是根据"三正"说，"地正"用白色的牺牲。
　　以上是魏文帝诏书的主要内容。此时是黄初元年，尚未开始讨论改历，但服色牺牲已定，这是"改正朔、易服色"传统的一个明显变化--此前的汉代，"改正朔、易服色"的经典举措是汉武帝时定太初历，与此同时定服色。虽然更早些时候贾谊、公孙臣均曾建议改正朔，汉文帝也曾根据新垣平"候日再中"改年号?，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改历。太初历改定就不一样了。《汉书o武帝纪》：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虽然后来"德"变成"火德"，色变成尚赤（光武帝建武二年定，见前文），但这是恢复汉"德"为王莽所乱的措施。太初"改正朔、易服色"本身体现的仍是《礼记o大传》记载的那种先改定历法，再定服色礼乐的传统政治文化内涵。汉儒也是这么认识的，董仲舒《春秋繁露o三代改制质文》"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称号正月，服色定，然后郊告天地及群神，远追祖祢，然后布天下。"⑧"何以谓之王正月？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就是对这一传统政治文化内涵的阐述，太初改历同时定服色即是对此的实践。后汉改用四分历是在太初历有误差的基础上进行的历法调整，并且是在谶纬有深厚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它跟《礼记o大传》和《春秋繁露o三代改制质文》所说的改朝换代之后"改正朔、易服色"不是一回事。但是，东汉时期面对太初历出现误差的事实，在谶纬造势下改历，也说明"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在已经奠定的同时也在进行适时调整。经过调整，东汉的改历和易服色事实上已经开始分离。
　　魏文帝继承了东汉以来的这一倾向，他以下诏书的形式率先确定正朔服色，让"服色"的政治意义首先服务于新王朝的合法性，而后再慢慢讨论历法改定的事。这是因为汉末至曹魏经学衰微，谶纬也开始遭到禁绝，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一直呈抬头之势。《三国志o王朗传》裴注记载了汉末以来经学衰微的状况：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如此衰微的经学已经无力在重大的事项上指导实践，且后汉以来一直兴盛的谶纬之学因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而开始遭到禁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下令"科禁内学及兵书"?。于是，谶纬虽然为曹魏代汉起了作用，但曹操以来政治上一直奉行理性现实主义，"改正朔、易服色"跟兵刑钱谷等实际政务关系不紧密，对魏文帝曹丕而言，王朝正统性靠服色、正朔寻到依据就可以了，不必孜孜深究。这也是造成入魏之后"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后来进一步走向理性化的原因。
　　但是，易代之后"改正朔、易服色"毕竟是存在于正统经学中的，它作为一种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并没有那么容易一下子就改变，具体表现就是魏文帝此次下诏定正朔服色受到了一些臣下的异议。当时尚书令桓阶就服色牺牲的应用提出不同看法：据三正周复之义，国家承汉氏人正之后，当受之以地正，牺牲宜用白，今从汉十三月正，则牺牲不得独改。今新建皇统，宜稽古典先代，以从天命，而告朔牺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①。
　　桓阶这段话意思是：曹魏作为"地正"牺牲用白，这些根据三正说都是对的。但既然继承了汉的历法岁首--"从汉十三月正"，即以十三月为正月，按照先秦两汉"改正朔"的一贯传统，改了历法才称得上"改正朔"，服色、徽号才能在此基础上跟着改变。秦以十月为岁首，汉太初改历，均有历法上的实质性改动，曹魏没有改动历法，按理说只能承接东汉的服色、徽号，桓阶说"牺牲不得独改"意思就是应承接东汉的服色、徽号，而不该单把牺牲改成白色。但桓阶又认为"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义也"，他嫌魏文帝诏书中的"易服色"内容不够全面，不够表现改朝换代的"革命"气象。从下文魏文帝答诏"服色如所奏"看，桓阶上奏中应还有对服色提建议的内容，但《宋书o礼志》此处未有记载。
　　从桓阶上疏看，汉代以来那种先改定正朔再定服色、旗帜等的做法，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正宗制度。不仅是桓阶，后来景初年间议定历法时，高堂隆的看法也大致如此（详下文）。但魏文帝显然对过分追求用礼仪的繁文缛节来表现王朝名分并不感兴趣，他听了桓阶的建议后下诏：服色如所奏。其余宜如虞承唐，但腊日用丑耳，此亦圣人之制也。""虞承唐"便是保持前代旧制的理由。这一答复表现出的是政治生活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此后"改正朔、易服色"一事走上了更加理性的发展轨道。
　　以上是魏文帝此次定正朔服色的大致内容。魏文帝以诏书的形式规定袭用汉历，却改了服色牺牲，这在前代是没有过的。它说明曹魏继承了东汉以来"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已出现的改历和改服色不同步的倾向，更现实地将之运用于王朝名分所需，这跟魏文帝曹丕所崇尚的现实主义法治精神是一致的。对曹魏统治者而言，利用这一影响深远的传统为自己的王朝合法性服务才是真的，穷极究竟地探究什么"色"在什么程度上能最佳地跟"德"配合，什么样的历法能在精确的同时体现王朝气运，已不再为统治者格外关心。
　　魏明帝虽然定了正朔服色，但并没有万事大吉。因为后汉以来的四分历确实不尽完善，且此前东汉灵帝时刘洪制作的《乾象历》某些方面比太初、四分历精度要高②，再加上已经改朝换代了，有理由改历，于是黄初年间仍在讨论改历之事，这是改历与定服色二事分家的进一步表现。太史令韩翊造黄初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为纪法，一千二百五为斗分"③。当时持历者有多家，诸历因确定上元之年和岁首的时刻不同，再加上师法不同造成的测曰食、测五星之度数值有精密、疏阔之别，造成了它们各有长短、互有优劣的现象④。尚书令陈群面对这种情况时提出：
　　历数难明，前代通儒多共纷争。黄初之元，以四分历久远疏阔，大魏受命，宜正历明时。韩翊首建黄初，犹恐不审，故以乾象互相参校。历三年，更相是非，舍本即末，争长短而疑尺丈，竟无时而决。按三公议，皆综尽曲理，殊途同归，欲使效之璿玑，各尽其法，一年之间，得失足定，合于事宜⑤。
　　陈群令诸家持历者用一年时间来候历，择优而用。此后因魏文帝去世，黄初历并未颁行，这反映了《礼记o大传》记载的那种改朝换代之后必须一股脑儿改变历法岁首、服色、牺牲的政治文化传统至此开始崩析。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在考察魏晋历法时指出：自此时（晋）起，认为夏殷周之间的互改正朔实为一时权宜之事，而夏代之前的任何时代则常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诸如此类的学说（王肃等人之说亦复如此）逐渐被人们接受。自魏而晋而宋，虽朝代更迭，但对'革命'而言一向被十分重视的根据'三正'兑而施行的改'正'实际上亦不复存在。直至后世，虽说仍保留了诸如改变牺牲、服色的颜色、改变袓腊祭日之类，但不论从'三正说'而言，或是就'五行说'而言，在制度上亦不复有重大影响。"①这说明了魏晋时期"改正朔"在影响力下降的同时，跟"易服色"逐渐分离，其渊源就是在曹魏黄初年间。
　　三朝向"汉制"的复归--魏明帝改正朔考
　　上文考察了魏文帝黄初年间"改正朔、易服色"的情况。至此，一个合法王朝的正统性似已解决。但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并没有到此停止，魏明帝时继续进行这一工作，原因何在呢？下文就探讨这一内容。
　　魏明帝在位时期是曹魏的全盛阶段。此时经过了曹操、曹丕两代人，称得上政治稳定。明帝是继承父袓基业的守成之君，但并非无能之辈，孙盛评价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②，他即位后继续笼络世家大族，强化中央集权，且相当关心政务③，这些都反映出他很有作为。明帝还对此前曹魏一直奉行的纯粹"法治"做出了一系列改变④--这一阶段魏律令发生了明显变化⑤;虽仍不以经学治国，但开始出现扶植经学的举措⑥;此外明帝还集中进行了礼制建设--建郊坛⑦、定庙制⑧、耕籍田⑨等等，并大规模营造宫室。学者指出这些宫室的布局是旨在彰显皇权，并摹画某种理想化的政治空间瑠。"改正朔、易服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魏明帝试图通过这些举措在各方面打造出一个根基深固、气象宏大的王朝--既然"改正朔、易服色"是秦汉有过的举措，明帝要追慕秦汉瑡自然要在此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