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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大白之旃"，这来源于礼书，《礼记o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曰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曰出，戎事乘騵，牲用锌。"①"翰"为白色马；明堂位》：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孔颖达疏:"殷之大白，谓白色旗；周之大赤，谓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随代之色，无所画也。"②《周礼o春官o巾车》：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周礼》与《礼记》记载有差别，曹魏采用了《周礼》的说法但加以变通，《三国志》裴注：《周礼巾车职》'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则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礼，变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④朝会、牺牲用白跟魏为"地统"相应，董仲舒《春秋繁露o三代改制质文》中的白统是：历正曰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⑤
　　其三，用牲之色。《宋书o礼志》魏明帝关于改正朔又下诏命议用牲之色：以建寅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为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为正者，其牲用弈。此为牲色各从其正，不随所祀之阴阳也。祭天不嫌于用玄，则祭地不得独疑于用白也。天地用牲，得无不宜异邪？更议⑥。但是议者各有引据，无适可从。魏明帝只好下诏决定：诸议所依据各参错，若阳祀用弈，阴祀用黝，复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黄，如此，用牲之义，未为通也。天地至尊，用牲当同以所尚之色，不得专以阴阳为别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庙，皆宜用白。其别祭五郊，各随方色，祭日月星辰之类用弈，社稷山川之属用玄，此则尊卑方色，阴阳众义畅矣?。
　　诏书确定了用牲之色跟自己的"地正"以及阴阳属性的关系：祭天（圜丘之天）、地（方泽之地）、南郊、北郊（曹魏采用的是郑玄说，即南北郊、圜丘分立）、明堂宗祀，宗庙祭祖，用白牲，这是从"地正"之色。祭祀五帝，各随五方之色。祭祀日月星辰，用锌（红色），因为日月星辰为阳，此为"从阳之义"。祭祀社稷山川，用玄（黑色），社稷山川为阴，此为"从阴之义"。
　　以上对用牲之色的规定比汉朝还要复杂，这一方面跟两汉以来经学最终走向烦琐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魏明帝企图用已经走向烦琐的经学来规定具有繁文缛节内容的王朝礼仪，并依此展现王朝的正统性是多么合乎"气"在各种细枝末节的表现。它依旧没有脱离秦汉以来，以某种无所不包的系统化模式设计出涵盖礼仪、实际政务、社会生活等_切内容的制度框架那样一种思维模式。曹魏尽管只占据北方，但从明帝"改正朔、易服色"看，理想不可谓不远大。
　　其四，腊祭用日。《宋书o礼志》未提及明帝此次下诏定正朔服色时涉及腊日的内容，实际上是有这一内容的。《通典》卷四十四详细记载了高堂隆和秦静关于腊祭应用何日的讨论。高堂隆说：水始于申，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腊。火始于寅，盛于午，终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腊。木始于亥，盛于卯，终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腊。金行于巳，盛于酉，终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腊。土始于未，盛于戌，终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腊。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腊⑧。
　　博士秦静意见不同，他说：古礼，岁终，聚合百物祭宗庙，谓之措。皆有常日，临时造请而用之。又无正月祖祭之礼。汉氏用午祖戌腊。
　　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为岁首，故以寅始，用午祖。戌者岁之终，万物毕成，故以戌腊。小数之学（按，此讽刺高堂隆通数术之学），因就传着五行以为说（按，指《洪范五行传》），皆非典籍经义之文也。《尚书》易经》说五行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阴阳之义。故《易》曰坤为土，土位西南。黄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岁终日穷之辰，不宜以为岁初祭之行始也……丑者土之终，故以丑腊，终而复始，乃终有庆。宜如前以魏祖丑腊①。由此看来高堂隆意见过分烦琐，倒是秦静意见得到魏明帝许可，因此魏腊日仍是丑曰。
　　以上考察了魏明帝"改正朔、易服色"的内容。它是一项系统工程，立足于汉代以来改正朔必须改历，而后定服色牺牲的传统之上，并对先前魏文帝改正朔作了修正，内容跟魏文帝定服色比变得庞杂并精致了许多。这种庞杂精致动用了魏明帝自己和当时名儒巨卿的所有学养和智识，为曹魏构建出-个规模宏大、秩序井然的礼仪典制框架。魏明帝改正朔一方面是汉末以来植根在正统经学中"改正朔"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强大影响的继续，另一方面也是明帝伸张皇权，打击浮华所必须采用的政治手段，它是中古之前汉儒那种"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在新建立王朝获得运用的最后辉煌。明帝英年早逝后，曹魏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司马氏逐渐登上权力顶峰，正始之后不复郊祀，其背后是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等到司马氏剪除异己登上皇位后，对"改正朔、易服色"采取了更为现实的态度。晋代魏后不改正朔（历法），只是将景初历改名为泰始历继续使用②，并于泰始二年（266年）宣布"1用前代正朔服色"，这正式标志着在"改正朔"一事上，"汉魏故事"即秦汉以来的那种改朝换代时正朔、服色必须一并改易的政治文化传统走向终结。孙盛评价此举为"非也""其违甚矣"③，说明孙盛的看法代表了先前的正统，但没有看到它在曹魏以来现实条件下的发展趋势。
　　四结语
　　本文对曹魏的"改正朔、易服色"作了考察。总体说来，它是汉晋之间"改正朔"这一重要政治文化传统中承上启下的环节--魏文帝改正朔时不改历法而定服色牺牲，继承了东汉就开始了的改历与改服色开始分离这一趋势，并在曹魏一贯的现实主义法治精神之下将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奠定了"禅让"所建王朝不同于"革命"所建王朝必须将正朔、服色一并改易这一"故事"。此后的魏明帝改正朔是伸张皇权的配套措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则是对"汉制"的复归。魏明帝希望创造出传之久远的"魏制"，但他本人的早逝以及后来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使他的愿望落空。司马氏代魏之后"一用前代正朔服色"是对魏文帝所订立的"禅让"所建王朝无须立即"改正朔、易服色"的继续和发展。至此，秦汉以来那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传统极大淡化，历法的技术层面和历法蕴含的王朝合法性礼仪要素正式分离，这说明儒家"改正朔、易服色"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从东汉历经曹魏至西晋，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此后的中古王朝在易代鼎革之后寻求正统性时，"改正朔"多是将前朝历法改个名字继续使用(历法的实质性改动则多在原先历法出现疏漏有现实需要之际）④"易服色"则可以用"虞遵唐故事"这样的理由袭用前代的（如晋、宋王朝）。到了隋朝，隋在定下自己为火德、尚赤的同时规定"常服杂色"①，明确划分出了这种具有政治色彩的服色影响范围所及，说明经由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正朔、服色的影响最终仅作为_种仪式性的政治名分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