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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翻译实践，形态基本相同、文化背景相近的西方语言之间互译，相当程度上只是符号的转换；而汉德、汉俄、汉法、汉英的互译，情况就复杂多了，也艰难多了。因为后者即中西文学的互译，不只需要实现更加吃力的语言转换，还得完成内容繁复、情景错综、路径曲折坎坷甚至常常是布满陷阱的文化传输（culturetransfer)。但正因此中国译学研究的天地也更加广阔，所面临的任务也更多、更重，绝非仅仅依靠引进欧美花样翻新的译论所能完成。窃以为在译学观念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是方法、视野、范畴之类，如把比较文学、文化研究、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研究和统计方法等等引入我们的译学研究，而不可能也不应该全盘照搬西方的什么理论体系。

　　言归正传。提出文学翻译的“主体性”问题，把人即译家视为文学翻译活动的中心和主体，克服译学研究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应该说正好符合中国传统译论的人文特色。

　　再者，文学翻译作为跨文化的文学活动，本质上与一般文学创作活动没有什么差别，其理想的成果必须仍然是文学，亦即翻译文学。不言而喻，正像视作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一样视翻译家为文学翻译的主体，也符合以艺术再创造为特征的文学翻译的实际。--由此往深里讲，这个“主体说”多半不适合其他门类的翻译，特别是不适合那类服务性或工具性的翻译工作，比如外事翻译或者科技翻译，尽管这类翻译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往往更加重要。

　　说翻译家是文学翻译的主体，处于中心地位，与传统译论以原著为中心提出的忠实原文等主张，与我过去在谈译者与原著（作家）和读者的关系时也曾提出过的“一仆二主”说?,各为事物的一个侧面，应该辨证地看待。承认和强调翻译家的主体地位，并不等于他往前可以不受原著的限制，往后可以不考虑读者的接受；而仅仅是为了加强翻译家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使其更好地发挥创造性；因为在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文艺活动中，创造性乃是生命。

　　2.紧密结合实践

　　在保持和发扬中国译学研究传统的同时，还必须紧密结合文学翻译的实践。真正有价值、有生命力的观念和理论，应该是实践的总结和提高，而不可能由理论家闭门造车，凭空想象出来。“文学翻译主体说”是一个理论来自实践的绝好例子。事实上，我国一大批文学翻译家特别是所谓文艺学派的代表人物，早就在实践这个理论，区别只在于各人实践的强度不等，有的人比较自觉，有的人不怎么自觉罢了。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许渊冲先生，我认为他通过自己那富有个性和成果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了运用这个理论的急先锋；H不过遗憾的是，这位前辈在理论上把翻译家的主体作用强调得有些过头和过分，实践中难免有时矫枉过正。要正确地、恰如其分地把握“度”与分寸实在不容易，然而正是这个不容易，把文学翻译变成了艺术，造就出了一些兼为学者和作家的大师。

　　十分可喜的是，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如许钧、谢天振等等，本身多是富有实践经验和成果的翻译家，所以对来自实践的“主体说”心有灵犀，本身的理论和研究也紧密结合文学翻译的实际'反过来也受到文学翻译家的欢迎和重视。他们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为理论而理论，空头理论除了孤芳自赏别无一用，空谈理论不如没有理论，因为它们只会浪费资源和生命。中国译学观念现代化必须服务实践，指导实践，起到提高我国目前的文学翻译水准，推动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向前发展的作用。

　　因此，对文学翻译的主体即翻译家的研究，包括对译家创作活动的特征、性质，译家必备的修养、技能，译家的从业道德、工作心理、社会人格，以及培养造就后继者的条件和途径等等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现代译学的组成部分。上个世纪中国译学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不少成绩：《中国翻译》几乎每期都有人物研究和评介的栏目；青年学者穆雷则率先推出了《通天塔的建设者一一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编著的《傅雷与他的世界》?开名译家个人研究的先河，内容丰富、感人；郭著章等编著的《翻译名家研究》自成系统而富特色许钧、唐瑾主编的《巴别塔文丛》?洋洋大观；许钧访谈录性质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形式独特。

　　但是，总的说来，对翻译家的研究仍嫌不够；--些译界前辈曾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产生过叵大影响，对他们至今仍未见全面、深入的评介和研究成果问世。

　　“主体性”问题从实践者偶尔的肤浅“断想”，发展到理论家有意识的“系统探讨”，再到而今引起文学翻译界的集体关注，不也很好地证明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脱离不开文学翻译实践，可以和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吗。

　　三、行内与行外

　　考察文学翻译活动包括读者接受在内的全过程，窃以为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本来意义的原著，译著即是他们的原著。用其他论者的话来说，译著是原著生命的延长；译作的诞生意味着原作的死亡。因此，译者主体作用发挥的充分与否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和决定原著的流传、接受以及寿命的长短。译者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译本取得成功，得到社会的认可，便可成为翻译文学，最理想的情况甚至成为译入语的民族文学经典。这样成功的范例虽说不多，但并非没有，就我所知，德国便有施勒格尔译的莎士比亚，俄国有帕斯捷尔纳克译的《浮士德》等等就是显著例子。

　　但是，这一极易为文学翻译界认识的道理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说”，却很难为我们行外的学界、文坛、出版界和读书界所认识，人们往往看不到译者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因而有意无意地轻视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家，以致造成累累恶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翻译的出版空前繁荣，然而真正经得起读者和时间考验的佳译、名译并不多。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出版界一方面大叫“译者难找”，一方面又饥不择食，让一些根本不够格的人滥竽充数，粗制滥造，结果造成翻译质量下降、文学翻译名声扫地、愿意献身文学翻译事业的人越来越少的恶性循环。更严重的还有，中国翻译出版市场剽窃和变相剽窃的‘‘抄译”、“编译”、“译写”之风炽盛，让读者受害，令译家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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