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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而言，童本并没有如蔡本那样完全以经典思想图解文学理论问题，祛除中西文学理论思想资源于不顾，而是把总结出来的经典思想的文学理论单列在全书的首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此前左倾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里，经典思想的阐释具有创新性，不仅仅是反映论，生产论、交往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等都被阐释为经典思想，如以新批评综合于意识形态论、以哈贝马斯解读马克思、以消费社会的艺术活动阐释经典思想的艺术生产论等等。但经典文学理论仍然被放置在首位，审美意识形态论贯穿全书。比如，文学活动论从经典思想的“人的活动论”引申而来，仍然是总体性的文学本质论，即从社会总体看文学活动及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这一点与蔡本无异。编者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中定义人，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定义美，延续了实践美学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等命题。实践美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劳动和人民的意识形态化，实践美学从经典文献推演美的本质的做法以及契合时代意识形态的为学方式为本书所继承。本书意识形态性的典型表现是在第五章。编者专设一章论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活动，仍然以权威主义话语界定中国当代的社会结构并在其框架内阐释中国当代文学，延续了蔡本以经典思想界定社会总体结构并定位文学的思路.

　　童本在社会整体结构中定位文学仍然延续了蔡本的思维方式，但文学本身的活动构成又以艾布拉姆斯为依据，表现了一方面承续意识形态时期的治学方式，一方面试图吸纳新的思想资源的学术取向，可称之为“过渡时期的文学理论'在社会结构整体中定位文学，文学似乎获得了永恒的规定，因为被圣化的经典思想的社会总体论是超越历史的，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可归结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文学作为被决定的精神意识也就具有了普遍的非历史性的本质，这正是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所不满的。除了固定化的文学本质论，反本质主义文艺学还反对圣化经典的为学方式，以使文学理论祛除意识形态的纠缠。另外，文化现代性概念的输入也导致了在社会系统中定位文学的观念失去其合法性.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生活世界分化为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各自独立的领域，文学也因此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冲击着传统的认知模式，“人们在对分门别类的亚文化分支进行思考的时候，便不再满足于从同一个意识形态大框架中引申出的简单结论，而越来越多地诉诸该文化亚属的专业理论和认识”因此，基于思维方式、文学现实、知识结构、认知方式等等的变革，文学理论再也无法坚持原有的状态，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在21世纪初期的中国出场了。

　　二

　　在中国学界，反本质主义文艺学主要实践于50年代生学人的文艺学研究中，这批学人成长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他们深得80年代思想文化启蒙的熏陶，参与了90年代中国步入全球化后的文化学术的转型，其研究工作也由于学术个性和致思路径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这里我们以新近出版的三本文学理论教材为例，分析反本质主义文艺学在中国当前的话语实践。

　　陶东风在中国大力推行文化研究。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论部分，陶东风表达了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学问题的看法：“以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为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这直接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的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在该书附录中，他明确指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于文艺学的危机，他认为，解决的途径就是文学理论知识的非本质化、历史化和地方化并把文学文化的新现象纳入文艺学的知识生产。这两点是本书最值得圈点之处，也是其学术可能创新之处。但他是否做到了呢？细读全书，我们发现，作者在序言中的构想根本没有实现，文学理论知识反而被解构为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