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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呈现了不同的理论旨趣。在本书中，王一川提出了文学的新的规定即感兴修辞，并以感兴修辞统领文学理论的诸问题。具体看《文学理论》的推演。第一章文学含义，以词源学方法追溯文学概念在中西语言中的历史流变，文学的普遍定义被破除。第二章，文学属性，作者不以“本质”而以“属性”规定文学，用心良苦。在考察了历史上的七大文学观念即摹仿论、表现论、实用论、体验论、语言论、修辞论、文化论之后，作者分析了当前文学的新状况，提出文学的六大属性即媒介性、语言性、形象性、体验性、修辞性、产品性，在此基础上作者亮出文学的新假说：文学是一种感兴修辞，然后以此为主线贯穿文学文本、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可见，在反对了前此中国文艺学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之后，作者并没有以此为终点，而是建构了文学的新的本质，推进了文学的学术研究。在本书中，作者考察了文学的新的存在方式，对于文学的新的规定建立在扬弃传统文学理论的基础上：感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说的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修辞吸取了当代西方的语言理论，突出了文学文本层面，感兴修辞论抓住了文学活动的基本流程。感兴修辞论来自作者长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纵观全书，除了一处，所引文学作品均为中国文学，因此本书可称为“中国文学理论”，本土性和民族性是其突出特点。与陶本和南本的知识论的导引性倾向不同，王本以感兴修辞论贯穿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这就使本书更象一本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学术论著，而不是知识性的教材。

　　三

　　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流观念是意识形态、学人知识结构、文学研究范式、文学特性等多方博弈的结果。审美意识形态这一规定之所以在思想解放初期获得普遍认可，一方面是其保留了经典论述而取得了权威意识形态的支持，而且审美意识形态突出了文学的独立性，否定了前此的工具论文艺观，这也正好契合了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强调也是此时西方思潮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输入的结果，这种强调满足了文艺学研究者摆脱政治化的文学研究模式，回归文学内部研究的要求。这样，政治意识形态和学者有限研究空间双方妥协的结果，就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文学规定获得了多方的认可。90年代多元化的学术空间被争取之后，文艺学的研究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但从学术本身的演进来看，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审美意识形态相比此前的文学规定是否推进了文学研究，是否给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东西，是否更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的奥秘，回答是肯定的。审美意识形态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反对了此前政治性的文艺观，为文学研究赢得了一定的空间，这是其应该肯定的地方。但在中国正式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祛除意识形态论争、致力于经济建设、文化学术深刻转型的今天，在文学活动发生急剧变革的今天，审美意识形态这一规定就显示其阐释效力的有限性，主要是在知识结构以及哲学观念上因仍然保留着现实主义反映论美学的特征，而无力顾及90年代以来市场化所导致的文学消费、大众文化、图像阅读、纯文学衰落等现象。

　　在反对中国特有的本质论的文学观念的时候，反本质主义者或者把文学理论知识地方化、历史化以解构文学观念依托于经典，从而把文学规定普遍化本质化的为学模式，或者拒绝提出新的文学本质而满足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关键词的解释，或者提出新的文学规定从而否定此前的文学观念。但纯粹的反本质主义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反本质主义”的“反”只是“破”，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立”，要在否定此前文学思想之后提出新的文学观念。纵观中外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方式，一是亚里斯多德式的在文学现象基础上的经验归纳，二是康德黑格尔式的在哲学美学中的逻辑演绎，三是多为中国学者采用的综合创新，即在扬弃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文学见解。我们看到，陶本和南本的写作体例并不属于此三者之一，它们不是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也没有创造新的哲学美学观念，而是以先在的文学理论问题吸纳编排既有的文学理论文献，所以无法实现文学理论知识的创新。王一川之所以能够提出新的文学假说就是因为作者长期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实践其感兴修辞论建立在作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个性解读之上，这种“破”之后的“立”正是学术研究的创新原则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