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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历史演义小说与历史有一定的差距，小说是虚构性地运用艺术手法再现历史。小说中的对人物的看法意见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自成一脉，与士大夫的见解主张并行一线，泾渭分明。简而言之，小说传播中传播的是“民”的观念认知，而作为“士”的文人其思想理念自有其一整套完整的传承。彼此虽并行于世，但却互不认同。各自汲取的营养来源于各自的传承流脉，而彼此间学习交流甚少。对于历史人物，士大夫从正统观念即依据正史来评论人物，展现着一种理智；小说则从野史等方面按照个人爱好来点评人物，凸显着一种感性。小说传播的独立性使小说与历史事实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亦与士大夫思想观念同床异梦，同根异枝。
　　《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 孙权决计破曹操”中的周瑜畏首畏尾，两面三刀。赤壁之战前，周瑜内心彷徨，在主和与主战的念头中摇摆不定，若非诸葛亮提出用大小乔换取曹操的退兵，让周瑜深感自身利益受损而勃然大怒，周瑜也许不会下定决心抵抗曹操。在此，周瑜完全一副凡夫俗子，自私自利的摸样，并无丝毫为东吴尽忠的心意。
　　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内结骨肉之恩，外接君臣之义”周瑜对东吴的感情丝毫不逊色于诸葛亮对蜀汉的留恋。明万历时的李贽编著《藏书》时，列周瑜于卷十一，忠诚大臣，孙吴周瑜，紧跟其后的是诸葛亮，可见明朝士大夫对周瑜忠贞的欣赏，这与明初的罗贯中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周瑜面对曹操的“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的嚣张气焰，坚决“将军禽操，宜在今日”。这里的周瑜何曾有过一丝的胆怯，反而是一彻头彻尾的主战派。明末冯梦龙的《智囊》陈周瑜于“胆智·识断”，冯自解胆智“凡人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解识断“智生识，识生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由此可知正统士大夫对周瑜胆智的钦佩与赞赏，这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民”的见解是截然不论文部落同的。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周瑜见诸葛亮是奇才，便“此人决不可留！吾决意斩之！”“吾自有公道斩之，教他死而无怨”，以至于临死前长叹“既生瑜，何生亮”。于此，周瑜成了一个心胸狭隘，气量窄小的鄙夫。《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於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周瑜病死于出征益州的途中，三国演义与此大相径庭，足见“民”眼中的世界与历史的世界之间的隔然差距。明代万历年间的士人李贽于《焚书·续焚书》：
　　“周公瑾既通学问，又具只眼，是以尤可嘉也。二公皆盛有识见，有才料，有胆气，智仁勇三事皆备。周善藏，非万全不发，故人但见其巧于善刀，而不见其能于游刃……周收敛之意多，平生唯知为己，以故相知少而其情似寡，然一相知而胶漆难并矣……吾谓二公者，皆能知人而不为知所眩，能爱人而不为爱所蔽，能用人而不为人所用者也。周装聋作哑，得老子之体，是故与之语清净宁一之化，无为自然之用，加以石投水，不相逆也。所谓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者，此等是也，最上一乘之人也，何可得也！”
　　大思想家李贽盛情地称赞了周瑜“具之眼”“最上一乘之人”，怎么可能会是罗贯中眼中的小肚鸡肠之人，可见不同社会阶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的差异。
　　《三国演义》中妇孺皆知的孔明三气周公瑾，第五十一回“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瑾”谋划失误的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第五十五回“玄德智激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瑾” 技低一筹的周瑜“大叫一声，金疮迸裂，倒于船上。众将急救，却早不省人事”；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 孔明三气周公瑾”完输诸葛亮的周瑜“马上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演义中周瑜成了一个才智平庸的统帅，处处受挫于诸葛亮。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等熟语成为了他的最好写照。而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因担心周瑜的才华智谋，刘备公然离间周瑜与孙权“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南宋思想家陈亮《史论 酌古论 吕蒙》：
　　呜呼！使周公瑾而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观其决谋以破曹操，拓荆州，因欲进取巴蜀，结援马超以断操之右臂，而还据襄阳以蹙之，此非识大略者不能为也。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夺之矣。孙权之称号也，顾群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据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的盛赞，“识大略者”的美扬，可知周瑜的智慧深入其心，这出现在《三国演义》300年前的史论未对罗贯中有所影响，可见“民”与“士”的观念交流交流的乏缺。同时期的洪迈于《容斋随笔》卷五中评：
　　说者谓天无大风，黄盖不进计，周瑜未必胜。此不善观人者也。方孙权问计于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将军擒之，宜在今日”；刘备见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服矣。
　　对“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春锁二乔”这种错误观念进行了批判，反衬了周瑜计谋的超群。“士”阶层的盛赞，“民”阶层的嘲讽，二者之间同时存在，并行不悖。300年后的《三国演义》依旧我行我素，“民”对“士”的辛辣嘲讽，漠视不顾可见一斑。
　　小说传播的独立性决定了其不可能附和士大夫的思想观念，也不能依照史实来编排故事，只会植根于自己的衣食父母—人民群众的喜好来排演历史，这就与传统士大夫的观念产生了分歧。作为一个可独自存活的群体，士大夫更多的依照史实而不是稗言杂史。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小说与史实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