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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徐贲的分析，历史上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i风而就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言，还可以划分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墟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现代社会各场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场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

　　徐贲的分析对我们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借此我们可以深入理解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以及它的双重特性由王朔小说为开端以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像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大话一代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著、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肋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犬儒主义的这种双重特征，在王蒙分析王朔的痞子文学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把握到了。一方面，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的玩文学玩崇高玩人生撕毁了“文革”时期政治化、非人性化的伪崇高、假崇高，“多几个王朔也许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他（指王朔和他笔下的’玩主’）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一一不往枪口上碰”，“他们惟一的和平而又锐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说一些尖酸刻薄或者边应付边耍笑的话，略有刺激，嘴头满足，维持大面，皆大欢喜”，“他们的一些话相当尖刻又浅尝辄止，刚挨边即闪过滑过，不搞聚焦，更不搞钻牛角。有刺刀之锋利却决不见红”。这种非常讲究策略的捣蛋式的批判，既体现了对于现实的批判与不满，一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的斗争智慧，但又潜藏着向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发展的可能性。

　　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大话文化或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依据徐贲转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全权社会，或者在多元开放的民主自由社会，犬儒主义都很难广为流行。在现代全权社会中，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状态下,有效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封杀了异端思想的可能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有人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空话、假话心存怀疑或不满，也不敢公然表示冷漠和抵制，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i风当然，在全权社会制度下，也可能存在对全权意识形态的怀疑，但它属于“双重思想”，而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自我罪疚感，这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信，罪疚感无从说起(所以在戏说和亵渎的时候显得轻松而痛快）在犬儒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如果说“双重思想”是全权社会的文化表征，那么，流行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社会往往具有“后全权”的特征。

　　我以为，后全权社会正是大话文化与犬儒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后全权社会和全权社会之间既存在延续性也存在差异性。一方面，后全权社会的生存与言论空间比全权社会虽然多一些，但其限制也是明显的即使在事实上没有干涉或不太可能干涉的情况下，受制者对此仍然心知肚明，受制者不受干涉的限度是由别人设置的。所以，即使在不相信的情况下，也必须按别人制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戏，或者至少不正面与之冲突这样，后全权社会的重要病症就是表演性，人人都在正而八经地表演，都在假装相信并重复自己根本不相信的大话、假话、空话随着全权社会的各种条件（比如计划经济体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封闭的生存方式，等等）逐渐消失，后全权统治的思想一体化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效力，但它仍具有表面的效力。在后全权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是:一方面是人们出于生计与实用的考虑不能不经常重复它们；但另一方面，说者与听者都根本不相信，它与说所话者的真实生活严重脱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出现意识形态话语的表演化现象它既是一种不认同的接受，也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