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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全权社会又的确有较全权社会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较大的思想言论空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日常生活的非政治化，除了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外，大多数人不必经常重复那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只是埋头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而那些具有较强叛逆精神和游戏冲动的青年一代，则选择一种大话式的表达方式，对一些无风险、至少无大风险的对象进行冷嘲热讽式的调侃与戏说，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名著正是他们选择的对象之一。这导致了与正经八百的表演同时并行的在被允许的范围流行的大话文化一一各种各样以戏说、“胡说”（没有贬义）为特征的无厘头文艺还有相当多的对于权力的调侃则采取了地下流行的方式，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里，对什么是“被允许的范围”的心照不宣的把握，体现了后全权时代大话一代极高的政治和文化智慧，或者说打“擦边球”的艺术（用王蒙的话说是“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

　　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话文化抵抗与妥协、冒犯与合作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受制性以及对于受制性的敏锐把握，使得大众犬儒主义和大话文化与现实存在妥协的一面，它不把矛头直接指向禁区，它的冷嘲热讽的方式也不同于批评理性，而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怀疑，与民主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理性批评有很大的差距大话一代不相信可以改变世界，因此与理性主义的批评是不同的，其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也是极为有限的另一方面，结合今天中国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以及大话文化的现实制度环境，我们又必须对之有同情的理解由于非大话式的质疑和批评不可能自由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以非建设性的彻底怀疑和颠覆权威为特征的犬儒主义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具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与无奈性，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而且，即使是最老到熟练的冒犯者也不可能完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受制性程度，更何况大话文艺所调侃的对象常常是介乎禁区和非禁区之间。比如，对于《西游记》的大话式戏说安然无事，而对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名著的戏仿和改写则惊险不断，因为，许多课文尽管不是政治文本，却与政治话语的关系相当紧密正是这种受制性决定了大话式文本与语体的隐晦和曲折，正如斯各特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中指出的：“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大话文化还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式文化亚文化形式从年龄上说，“大话一代”多为8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他们生长于“文革”后的政治冷漠、犬儒主义生活态度流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对“民族国家”、“人文关怀”之类的“大词”有先天的隔阂，他们热衷于生活方式的消费，历史记忆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就其非建设性的怀疑精神而言，他们比那些经过了“文革”的一代更为激进（无选择非理性），但是同时也更为现实。他们是反叛的，但是为了现实利益，批判、怀疑与反叛都可以搁置一边在无奈中趋于现实和妥协，是“大话”一代典型的生活策略和文化姿态。

　　参考文献

　　①大话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摇滚乐这种亚文化形式，后者是经历了“文革”的一代人对权威的有意识反叛，而前者更多地是对权威世界的漠视在崔健和王朔等“80年代人”的摇滚歌词和文艺作品中，对革命符号、官方语言的挪用和戏仿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带有启蒙色彩，而“大话一代”则把理想与权威一起扔到垃圾堆里了。

　　②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③参见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周士君:《<Q版语文〉何以革了传统教材的命》，《中国青年报》2004年12月8日

　　⑤殷建光:《〈Q版语文〉搞笑“经典”中小学生为何热读?》，人民网2004年12月7日

　　⑥《访搞笑高手<Q版语文〉〈沙僧日记M乍者林长治》，《郑州晚报》2004年12月22日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载“世纪中国”网站，2004年10月15日

　    ⑦依据勒纳（M.Lenner)的观点，犬儒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不相信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它不像那些理性的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犬儒主义像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转引自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

        ⑧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⑨在王蒙与王彬彬的争论中，王蒙所强调的是前者，而王彬彬所担心的则是后者(参见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⑩政治笑话和所谓“黄段子”这种后全权社会流行于地下的话语类型，更直接地冒犯权力集团，甚至直接落实到特定的人和政策话语，因而具有更加具体的颠覆性，它们的特点是把嘲讽权力和性宣泄这两种快感紧密结合起来但是正是这种直接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公开、不能在正式媒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