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猛将之一,做出了大量的新文学实绩,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个性。作为成长于20世纪初的一代学者,外来影响作为“他者之镜”、“他山之石”在郑振铎文学史观的构成中起了很大作用启蒙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文学本体意识、研究者主体意识成为其文学史观的主要特质,也使其文学史著作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郑振铎从1920年为耿济之等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序时就开始了比较文学研究,通过比较中俄两国文学的特色,提出新文学的建设要向俄罗斯文学学习。他认为中国文学想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引进外国的文学作品与理论,吸收外国文学的精华;第二,要整理中国旧文学。他的比较文学思想受莫尔顿的影响最大。莫尔顿的《世界文学》与《文学的近代研究》两本著作为他提供理论指导,然而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莫尔顿的又有所不同,莫尔顿强调以一个定点或国家文学作观照,而郑振铎更加注重从世界文学整体加以研究。1922年8月他发表《文学的统一观》提出“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的”。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他直接指出:“所谓文学研究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的研究文学应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
文学大纲正是世界文学思想的产物,他将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加以叙述。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郑振铎通过中外小说的比较来确定中国小说的坐标,如水浒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人物刻画,生动活泼。郑振铎的中国古代小说比较研究,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又可以分为流传学和渊源学研究。流传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流传和影响研究。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对中国中篇小说翻译到外国的研究。他提出:关于中篇像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在国外都已有了不止一种的译本,且都曾受过欢迎;他提到Giles曾翻译聊斋志异为英文,所以这本书在国外殊为出名。郑振铎曾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重点强调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的研究。所研究的就是中国文学在历代受到的外来的影响有多少,或其影响是什么样子。
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从近代就已开始文学的改革,如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等,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变革才大张旗鼓地进行,并取得决定性进展。郑振铎在外观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影响下,从内涵和外延两层面对文学观念进行了清理。1921年《文学的定义》说:“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这个定义显然受了文齐斯德《文学评论之原理》的影响,在《文学的使命》(1921年)中,他嫌亨德的文学观太偏重理性,而赞成文齐斯德。与之不同的是,将时代精神融合了进去。
二、从“进化的观念”到历史唯物论
达尔文进化论观渐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也从严复译的《天演论》等著作接受这种观点。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序中说:“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郑振铎的文学进化论观点,受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影响较大。他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
随了环论文发表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文学与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自有他的进化的曲线,有时而高,有时而低,不过在大体上看来,总是向高处趋走。”文学进化论对郑振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他找到了小说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不是一部部作品简单地按时代排列,而是像有机生命体一样有发展变化的生命过程,有萌芽期、生长期、茂盛期、衰退期。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小说史的分期上。他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中,将中国小说史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原始的古代到唐开元、天宝时代,称为古代小说的胚胎期。第二时期是从开元天宝到北宋的灭亡,称为小说的发育期。第三时期是从南宋到明弘治,为中国小说的成长期。第四时期是从明嘉靖到清朝的乾隆、嘉庆时代,是中国小说的全盛时代。第五时期是从清乾嘉后到现代,是小说的衰落期。中国小说的发展从胚胎期、发育期、成长期、全盛期到衰落期,与动物或植物的生长模式一样,是由生到死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郑振铎的文学观既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思考和选择,也吸收了外来影响,正是因为他接触外国文学时体悟到了文学审美的人类共通性,与西方理论家的观点产生共鸣,所以对文学的情感和表现性尤其强调和突出,在观念上跨越了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社会、宗教与文化的限制,为对人类文学作一体观照、统一研究提供了认识前提。郑振铎的文学史写作受西方影响也很大,如进化论、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说以及比较神话学、民俗学等,正如他在1958年10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上的“自我检讨”所说,在文学研究方面他受了泰纳文学史观点、安德路·莱恩民俗学、弗莱塞《金枝》、厨川白村等的影响。
当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断。早期的,包括非本土的“中国文学史”在内的著作重新被端上案头。李为民、桑农的《Giles的草创与郑振铎的批评──西方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重新认识郑振铎对英国汉学家Giles的名著《中国文学史》(1900)的评价,认为应该从发生学的立场探讨Giles《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价值。黎敏的《郑振铎对民间文学诸体裁的研究》还呼吁学界在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时,不应忽视郑振铎这样一位反应迅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学风稳重的独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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