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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发现，在老舍晚年以清末旗人社会为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其人物风貌和意蕴与老舍前期小说中的非旗人市民形象存在着惊人的类同性。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老舍前期叙事风格的自然延伸，因为一般而言，一个作家在其独有的艺术把握方式形成之后，是不大容易也不大可能改变的。但如果逆向思考一下，也可以做出一个大异其趣的解释：老舍前期小说中的北平市井平民不过是处于“匿名”状态的旗人众生相，而《正红旗下》所具有的意义则在于沿波讨源，使老舍长期隐而不彰的族群意识得以浮出水面。本文便以老舍小说创作中的正派市民1为例进行详细阐述。
　　作为一个旗人，老舍对旗人命运的思考是真诚而深刻的，他“不无同情地批判市民小人物的现在，不无眷恋地描写他们的过去”2，也不无“满怀愁苦”地焦虑他们的未来。而那些正派旗人和市民正是未来的代表。《正红旗下》中的福海二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是旗人族群的希望。
　　在老舍笔下，福海二哥是一个具备旗人之“长”而无旗人之“短”理想人物。他文武双全，“既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族和回族的文化。”他是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审时度势进行思考的旗人。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当多半旗人靠着饷银度日，认为“咱们旗人，但分能够不学手艺，就不学”，当老派旗人将生命浪费在玩乐之上时，福海二哥决定去学习谋生本领——做了油漆匠。性格上，福海二哥也十分讨人喜欢，不仅待人彬彬有礼，周到热情，而且做事灵活应变，深谙人情世故。便宜坊的“老山东儿”老王掌柜遭到多老大的敲诈勒索时，老派旗人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只有福海二哥积极帮助老王掌柜。更加难得的是福海二哥超越狭隘民族意识的爱国之情和侠义精神。当十成这个义和团的参与者出现时，作为旗兵，福海二哥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韬略。他不怕丢了差事、消除旗籍，反而支持十成回到义和团继续和洋人、官兵战斗，表示“万一有那么一天，两军阵前，你我走对了面，我决不会开枪打你”。福海二哥是旗人未来道路的探索者，锐意进取的实干精神和民胞物与的侠义情怀是他区别于老派和洋派旗人的最大特点，这也代表了老舍对旗人新生之路的思考。
　　同样的，《赵子曰》中的李景纯也是一个富有实干精神和侠义情怀的人物形象。他看不惯其他学生整天专注于“什么乱嚷这个主义那个问题”，认为“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他劝青年们“潜心去求学”，“几时在财政部做事的明白什么是财政，在市政局的明白市政，几时中国才有希望”。《二马》中的李子荣也是以一个先行者姿态出现的“实业家”的形象。在他看来，“日本人老挺着胸脯子，我们老不敢伸腰”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轮船公司、银行，和别的大买卖”，并鼓励马威去学习商业，摆脱“官本位”的思想。
　　《赵子曰》中，老舍通过谋刺军阀的情节，将李景纯理想色彩推到了极致。在李景纯看来，救国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做实事，一是杀军阀，分别对应于他的实干精神和侠义情怀。他说：“救民才是人道，那么杀军阀便是救民！军阀就是虎狼，是毒虫。”无论是李景纯暗杀军阀，还是《四世同堂》中钱默吟在戏场投手榴弹，都堪论文发表称市民中的侠义之举，是老舍为庸常的市民世界率性涂抹的不乏浪漫的几点亮色。值得深思的是，当老舍将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实干兴国的时候，他似乎是一位措意于渐进改良的“现实主义者”，但吊诡的是，他并未将这种“现实主义”逻辑贯彻到底，而是以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夸张最终毁灭了这一逻辑。这似乎体现了老舍思想的混乱和悖谬，同时也成为老舍思想“平庸面”的证据而备遭诟病。但如果我们结合老舍的旗人经验，这种现象又不是不可理喻的：实干精神或许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灵丹妙药——“洋务运动”的失败即已宣告了此路不通，但却是旗人在异己族群中获得生活尊严的不二法门；在现代情境下，关于侠义行为的奇思妙想不免显得迂阔可笑，但却是旗人这个孤悬于社会的特殊族群凸显自身价值，进而实现社会归属感的可能途径。
　　自食其力本是天经地义，但即使在清末“日落西山的残景里”，一个旗人选择学一门谋生的手艺也是难能可贵的。在大家习惯的生活方式之外，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未来的可行之路，本来就需要超人的胆识。从旗人角度出发，福海二哥可是说是满族末路上跨越前尘，创造旗人新的命运的开拓者。同样，老舍前期作品中的正派市民们也寄托着老舍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对未来中国出路的思考。出于特殊的旗人经验，老舍开出了“实业救国”的药方。在旗人老舍眼中，实干从来都是十分不易的，这种精神大概就是富国之道。当写到这些人物对那些迷茫青年的训诫时，这位旗人作家不自觉地搬出了旗人经验——当民族处于积贫积弱局面的时候，跨越前尘、讲求实干才是出路。
　　如果说实干精神是老舍针对老派旗人贪图安逸的弱点提出的自救之途的话，那么侠义情怀则是旗人彰显自身价值的精神支撑。旗人自古有尚武的传统，八旗制度在建立之初就是为巩固政权、维护统一、保护人们安定生活的军队组织，而八旗将士的坚毅威猛和骁勇善战也确实为维护国家利益做出了卓越贡献。八旗制度是伴随着满族的崛起而出现的，这种制度曾经铸造了一个磅礴向上的民族，推出了一个辉煌的时代，维系了一个虽属于封建末世却空前统一繁荣的大中华。应该说，与这种尚武传统相联系的族群自豪感、优越感是旗人价值得以彰显的主要精神资源，也是构成老舍本人旗人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当老舍面对属于主体族群的“拟想读者”之时，就不得不在主体文化范围之内寻求一种相似的精神品质来实现这一族群意识的表达需要。正是在这个逻辑层面上，侠义精神脱颖而出，成为老舍沟通自身旗人意识、现实与传统的意义桥梁。
　　注释：
　　1.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4-247.书中将老舍小说的市民形象划分为三种类型：老派市民、洋派（新派）市民和正派市民.
　　2.赵园.论小说十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