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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僧孺（780—848），字思黯，安定鹑弧（今甘肃灵台县）人，中晚唐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又称《幽怪录》盛行于唐元和年间，在唐代文言小说专集中影响较大。像薛渔思《河东记》、张读《宣室志》、李复言《续玄怪录》等其他续书的不断出现，都是在《玄怪录》的直接影响下问世的。因此《玄怪录》被一致公认为唐传奇专集的代表作品。鲁迅先生说：“选传奇之文，会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中国小说史略》）冯沅君先生也认为“（传奇）专集首推《玄怪录》”。（《唐传奇作者身份的估计》，见《文讯》第九卷第四期）

　　《玄怪录》“煊赫”当世并对后世传奇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说明这部传奇专集在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成就和贡献。但文学界对牛僧孺传奇创作不甚留意，今人对《玄怪录》之研究，目光所注，多为其成书时间、版本归属、宗教主题、因果报应等内容，这些研究多注重从整体性、全局性的视角出发研究文本，布局宏大，因而往往忽略了对细部的关照。本文即从“仙境”这一小视角出发，意欲窥探出其重要的意义。

　　仙境，道教称神仙所居的胜境。道教认为无限美妙的神仙世界，或在天上，或在海中，或在幽远之名山洞府。仙境之说源于中国远古神话，以昆仑为中心，在《山海经》及《淮南子》中均有记载。战国时期燕﹑齐﹑吴﹑越等滨海地区海上交通渐开，产生了海上“三神山”的神仙世界之说。於是，寻找三神山及不死之药者，从齐威王﹑秦始皇到汉武帝，延续了二百馀年。南北朝时期，道教汲取佛教思想，神仙观念和仙境之说亦有变化。论文投稿依佛教三界说，构造神仙所居之天界。隋唐以後，随著道教修炼术的发展，除了神山﹑神洲和天界等理想中的仙境外，许多名山形胜也被视为神仙所居之洞府，或修道成仙之佳境。

　　《玄怪录》中涉及到仙境描写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共有四处，《杜子春》中写老人者与杜子春共同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

　　《张老》里写义方寻访张老，初上一山，山下有水，过水连绵凡十余处，景色渐异，不与人间同。……俄而及门，门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厅中。铺陈之物，目所未睹，异香氛氲，遍满崖谷。

　　《裴谌》里写王敬伯寻访裴谌，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数百步，方及大门，楼阁重复，花木鲜秀，似非人境。……既而日将暮，命其仆促席，燃九光之灯，光华满座。女乐二十人，皆绝代之色，列坐其前。

　　《崔书生》里写女郎乘马，崔生从送之，入逻谷三十余里，山间有川，川中异香珍果，不可胜纪。馆宇屋室，侈于王者。

　　这里有几点需要加以注意，第一，神仙身份的变化。道教发展到唐代，神仙的观念产生了重大的转变。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指出：“人生时禀得虚气，宅神于内，遗照于外，自然异于俗人，则谓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如此明确地提出“神仙亦人”，神仙并非高高在上，其神秘性大为降低。如《杜子春》中的老人与世间的其他老人几乎没区别，但他也是仙人。《张老》中的张老虽是得道的仙人，其社会上的身份却是扬州六合县的园叟。

　　第二，仙境的类型。唐以前的仙境多建筑在遥在边陲的昆仑山，或是海上虚幻缥缈的洲岛，如蓬莱、方丈等。仙境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遥远的，只有得道的高人才有机会进入。到了唐代，道教进一步世俗化，仙境并非遥不可及，人间的仙境逐渐多起来了，有山中仙境，如《杜子春》登上的华山仙境，《张老》里张老所在的山中仙境等，还有城市里也有仙境，如《裴谌》里写敬伯在广陵寻找裴谌，裴谌所住的仙境就在广陵城中。仙尘之间并未有太大的距离，

　　第三，进入仙境的人的身份，唐以前多是一些得道高人，或是求仙的道士，还有就是帝王将相，其他人进入仙境的机会较少。《玄怪录》中只有《裴谌》中的王敬伯、裴谌是道士，《开元明皇幸广陵》中的唐玄宗，其他的大部分是平凡之人，如《杜子春》中的杜子春是落魄之人，《张老》中也是韦家的一普通人进入仙境，《崔书生》中的崔书生是一书生。《抱朴子内篇·论仙》中说：“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乃所以为重累耳。”其观点是人人都可成仙，进入仙境，只有你诚心修道。因此，把成仙的前景向更大的人群普及了。

　　《玄怪录》中仙境描写中凸出的这些新特点与唐代道教的发展及其对士大夫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唐代道教发展的新变化。一方面使对神仙的认识发神仙的形貌更加接近现世人生，成仙途径更为简易。特别是随着外丹术的衰败，注重心性养炼的神仙术更为发达。另一方面，神仙观念更加世俗化、艺术化，神仙作为单纯的审美对象的意义更被突出其来。就是说，在许多人的观念里，神仙已丧失了信仰上的意味，往往只是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而被欣赏了。

　　二、文人中“三教合流”的潮流。在整个思想领域三教调和的潮流中，在佛、道二教自身形态发生巨大变化和它们更加深入地影响思想、文化的情况下，唐代有更多的文人采取兼容三教的立场。它们自由地“周流三教”，往往根据各自的理解取其所需，随意地加以运用和发挥。这一方面显示了宗教影响的扩大和加深，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思想的自由与开放。有一种说法是儒以治国，道以治身，佛以治心。这正是唐中期以后走向衰亡的历史时期。这时期，皇帝昏庸，宦官弄权，因此，朝臣与宦官的斗争尖锐激烈。朝廷对宰相的更换极为频繁，而一个宰相的更替、贬斥就相应地引起了一大批京官、外任的调换。官宦巨族的斗争，皇帝成为掌权的党派用来打击对方的棍子。其时，政治腐败，藩镇势力乘机发展，社会动乱不安，唐玄宗以前的大唐盛世已经走向末路了。牛僧孺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由于从小就是在儒家的教育下长大，学而优则仕，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力图在中晚唐衰败的政治局势能力挽狂澜，然而却陷入中晚唐著名的政治斗争“牛李”党争之争中，政治风云阴晴不定，自己的个人命运尚被他人左右，更遑谈平定天下了。政治上的苦闷此时就借由在《玄怪录》构建色彩斑斓的理想世界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仙境描写有其特殊的文学意义。道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三类意象，正如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所说：“一类是神仙与仙境，神仙如天尊、老君、西王母、王乔、赤松、安期生等等，仙境如蓬莱、瀛洲、方丈、昆仑及各洞天福地等；一类是鬼魅精怪，如鬼魂、虐鬼、赤眼鬼、蛇精、龟精、狐精等等；一类是道士及法术，包括各著名道士，他们的手段如雷法、符法、咒法等等。”而且由于仙人、仙界及其所涉及的一切事物具有的特异、美好的形象，构成这些形象又使用了大胆的想象和绮丽的幻想，特别是这些形象更具有超越现实的一切限制（包括专制国家和传统意识束缚）的内容。《玄怪录》里把神仙世界当做与污浊现世对立的另一个美好境界来描绘的。这样仙境这个意象在文学创作中就具有了独立的美学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