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围城》毫无疑问是“一部讽世之作，一部新的《儒林外史》”。《废都》有一种深藏于文本背后的冷静、客观的讽刺。两部小说都有讽刺知识分子现代境况的意思。或许我们一眼就能看穿《围城》中妙趣横生、古今中外的讽刺，这是作者“忧世伤生”的感情显在流露；然而，在《废都》，作者不动声色地通过人物言行举止表现形形色色、错综复杂的的盲目与矛盾，事件本身讽刺了知识分子在都市中的内外交困，不得解脱。在这最深层的意义来讲，《围城》与《废都》是同质异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废都》是《围城》的发展。

　　一、知识分子与都市

　　何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最先应回答而用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它的定义，多年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中外解释都有，而且非常之多，在这我并不想一一罗列。我比较认同此观点：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职业，即“以知识为业”，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社会事务有所担当”，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具有双重性：职业与志业。前者是为了谋生，后者则是为了信念。①当然，这并代表此定义尽善尽美，周到无疵，而主要是大众一般都是这样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全力地去做官或经商，称他为公务员或商人更合适。据此，《围城》、《废都》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知识分子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两篇小说中的都市。

　　“围”，辞海释义为环绕，包围，周围，防守等，侧重揭示一种被动无力的状态。“城”，旧时在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墙垣，一般有两重：里面的称城，外面称郭。我们先不说方鸿渐等一行人沿经的小城以及目的地三闾大学，且来看看上海这大城市的情况。1842年，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将上海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此后美、法帝国主义也相继在上海开辟租界，社会形态上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了西方社会体系。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为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称为“十里洋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都市”、“魔都”等。另一方面，作为城市主体的上海人却无法干干净净彻底地与几千年传统文化决裂，这就不免在小说中常常看到一群中西结合产生的怪胎的可怕丑陋嘴脸。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因为抗日战争而终止了它的现代化进程，1937年11月，国民党退出上海后，上海成了“孤岛”。论文投稿上海人也成了“孤岛”上的人，那种毫无方向与寄托的悬浮感迫使他们如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寻求解脱，但困在“被围”之城，如何会有出路？只不过跳出此城又陷彼城的循环往复。如此而是，人们常常不免无聊空虚起来。小说中借苏文纨和褚慎明之口道出了爱情的“围城”，但我们会发现“围城”绝不仅仅指向爱情，还有婚姻、事业、社会、时代、人性等。几乎小说中所有知识分子都活在悖论与可笑中，言行极不一致，或者内心的诉求与外在的实现极度错位，他们在一座座实体的“城”和空幻之“城”中无力自拔。

　　“废”，停止，废弃、无用，荒芜、败坏、衰微，失望，堕；更多地体现了自身内部精神的状态，一种自已加之于己的“堕”落。“都”，大城市。“废都”，字面意思就是荒废的都城。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这个词是庄之碟好笑古都文化节偏选中大熊猫做节徽，但一想，“或许大熊猫作为节徽是合适的吧，这个废都是活该这个熊猫来象征了”。历史文化悠久的西京经历了“古都——废都”的转变，其实西京也就是西安，可以想象作为古代强盛帝国的首都曾是怎样一番胜景，然现在只剩那破败的城墙，被人嘲笑的殒声，不停被改造的旧城区等。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而不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随着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发展理念的引入，中国的经济在短时间里获得了腾飞，沉睡的东方雄狮开始崛起了，中国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身居内腹的西安同样经济蓬勃发展，商业消费文化占据中心，人们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越来越浓烈。小说以当代生活为背景，记叙“闲散文人”作家庄之蝶、书法家龚靖元、画家汪希眠及艺术家阮知非“四大名人”的起居生活，展现了浓缩的西京城形形色色“废都”景观。

　　二、知识分子在都市

　　在前我虽已简单地解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但必须重申：从语源学看来，知识分子乃属于现代的范畴，而不是“古已有之”，但它与古代的“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春秋·穀梁传》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汉书·食货志上》也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由此我们可知，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士大夫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层，握有政权。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②对于士大夫，他们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雄心，也有“道在师儒”参与精神，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忧患意识。但这个稳定有机的社会整体到了明代却慢慢地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商人地位上升，且已在工农之上。到了晚清，外国列强打破了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后，商人地位更是急剧窜升，而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更给了士大夫致命一击。毫无疑问，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士大夫看来，是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结构处于不断解体之中，更有他们安身立命的制度断裂了。毫无疑问，读书人大规模地成为了游士，而且是流落到民间。他们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权，也就如费孝通所说的从“在上者”变成了“在下者”，因此，“以整个中国历史说，也许从没有一个时期，在社会处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曾像现在一样这般无能，在决定中国命运上这样无足轻重。”③知识分子如何会这样？而且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在由士转到知识分子的过渡一代，如梁启超、严复、黄遵宪等，他们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而到“五四”，鲁迅小说中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等也都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许多精神和文化遗产。但是当中国被西洋的经济政治的扩张力量带进现代社会时，知识分子在都市中也发生了“现代”性畸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