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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君子人格的萎缩

　　《围城》中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光明磊落，坦荡正气的。囤积药品高价出售发国难财的李梅亭，以假博士头衔招摇撞骗，甚至让自己的俄国老婆假冒美国人的韩学愈，靠骗取外国名人通信而充当“世界知名”哲学家的褚慎明④等，无一不显示了“无毛两足动物”的劣根性。他本是因为逃避而奔向了三阁大学，但那充满着人生陷井，在这种彼此拆台、互相诽谤、造谣中伤的生活氛围中，“不是你刺痛我的肉，就是我擦破你的皮”，通过方鸿渐的人生感叹，可以透露出他在这“围城”中的凶险与无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都在争权夺利，保全自我，排除异己。文中给出了答案，一切都是生存惹的祸——“生存竞争渐渐脱去了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廉耻不廉耻，许多人维持它不起。”抗战时期，全国形势紧张，生活艰辛自不必说。当时普通人亟待解决的就是生存问题，最起码的吃、穿、住、行都成问题，怎么会去想着尊严、廉耻、谦恭等高贵的名词？当然我并否认极少数圣人在饿着肚子时人格还是很高尚，依然会是道德的楷模，但他们是特例，正因为都这特例才更清楚地衬托出污败的人格。都市不比农村可以不同程度的自给，什么东西都得花钱。人们也尽力向“钱”看并通过权力的握有去间接获得。这就有《废都》中四大名人丰衣足食后仍不会有君子人格。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有一个城市化高潮，但是深层次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入侵。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旋风在都市阵阵刮起并停滞不走，从毛孔进入每一个在都市生活的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四大名人在自己的本职艺术上颇有成就，并且就把这种成就作为资本，在政治上、经济上不断运作增值。汪希眠炮制赝品，拥有钱财和女人；龚靖元贩卖字画，也是有金钱和美女；西部乐团团长阮知非迎合时尚，“正经剧团不敢用的人他用，不敢唱的歌他唱，不敢穿的服装他穿”，也赚了不少钱；庄之蝶除了写作得稿费，还以自己的名气经营书画，且拥有成群的女性崇拜者。虽然四人交往甚密，但也互相利用与欺诈。这方面可以说他们完全堕落成了一部城市的“机器”。

　　（二）救世情怀的死亡

　　《围城》中的知识分子们的确闪过一丝爱国的热血和奉献的激情，在法国游船上上留学生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内忧外患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但突然来了两副麻将，他们便积极地投入到“不但有故乡风味，并且适合潮流”的赌钱中去了。战争真正爆发后，方鸿渐失魂落魄，一天要看十几种报纸，听十几次无线电报告，“疲乏垂绝的希望披沙拣金似的要在消息罅缝里找个苏息处”。他绝不会想到赴前线或在本城可以为国家做点什么，原因是他无能得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有学者称古代的“士”是文武结合的，“出将入相，文武双档”乃为国士，且四民当中从没有“兵民”一说，现代知识分子与古最大的不同是：只握笔杆子，没有枪杆子。这就很容易造成知识分子的不安全感与危机感。因为他们不再受政权的任何保护，已经和平民没什么两样，同是渺小得很。当战争来临，他们也毫无外异地想逃难或躲藏到安全区以摆脱死亡的威胁。如果说方鸿渐在君子人格上是“萎缩”，因为在他身上多多少少还是表现了一点品格的高贵，那么在救国免难的赤子之心早已死亡。在租界的几次聚会中，方鸿渐这些知识分子们也谈国事，但无非是发发牢骚，或者写空洞的号召文章——《给祖国姊妹们的几封信》等。此时，他们本身都不能把握自己，何以有为国的雄心？到了《废都》，庄之蝶一类他们的身份又不仅仅是知识分子了，还是商人，商人重利轻仁义，庄之蝶原本因赵京五对柳月爱之甚切而答应把柳月嫁给他，后因考虑要把官司打赢就不打一声招呼把柳月许给了市长儿子；又是政客的同僚，共同腐败贪污，庄之蝶就找市长借“文艺”之名很轻松地占用了“求缺”屋。在这，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众多身份中其实是很没身份的。庄之蝶对于自己的生活哪能做主呢？饮食起居有妻子，写文章都有朋友牵线，被动地倒向市长这边就不得不做他们的工具。对自己都不能“自主”的人也难以去想到如何去改变周围的人，继而最大程度改变国家。这是“一家难理，何以掌天下？”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变节弃天下了，而是这个社会也的确没给知识分子什么好处，甚至是伤害与摧残。

　　三、进化与退败

　　围城中的上海，这个对当代作家有着无比吸引力的大都市还有很强的背景意味，本身作者对它没有大方位、全景式的展示最主要，是写“无毛、”知识分子人生的“讽刺与感伤”，都市是他们的“受困所”，而方鸿渐多少又表现出作“困兽犹斗”之最后挣扎。而在《废都》中，都市已经与知识分子同样成为了表现的主题。知识分子在都市里废掉了，老城都也在也慢慢地报废了。我们该高兴还是叹息呢？社会在大踏步地向现代化前进，知识分子也紧随潮流越来越有现代性，也就是知识分子在迷惘了、手足无措了、煎熬了一个时代后终于知道了如何在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中生存，而且可以生活得“很好”——政治地位较高、经济实力雄厚、社会名誉显耀。可是，我们痛苦又遗憾地发现，所谓的世界潮流的现代，只是把西京的破旧老城区推到建立起崭新的傀儡；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了传统的“士”，并且已经完全融入到世俗世界畅享其乐中。他们深谙现今社会的规则，城市也成就了他们，但也毁掉了他们。在这一点上，《围城》与《废都》是相异的，但并不是完全相异，在前者中偶尔也可以看出后者的端倪。

　　1、事业

　　方鸿渐留学归来，因工作不好找，就被丈人安排在自己的银行挂个职，最主要是教小舅子的学习。原本是说“一面找机会”，但也并不曾见到他有所行动。后因为不懂规矩得罪了周太太，就失业了。还好赵辛楣弄拙成巧给了他一份赴三闾大学教书的职业。可是这份工作也没保住，被迫离开了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又是辛楣介绍的去报馆工作。虽然他的事业很大程度上市被人安排的，但所从事的工作是与“知识”有很大关联的，是个彻彻底底以“知识”为生的人。报馆因言辞激烈而收到恐吓信和租界当局的警告，总编辑王先生要走时，鸿渐慷慨地说：“你先生哪一天走，我也哪一天走。”当柔嘉说要请姑母替他找个事做时，他跳起来喝道：“……我讨饭也不要向她讨！……资本家走狗的走狗是不做的。”倒多少也说明了他维护了知识分子的“知识”工作的崇高与尊严。“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的赵辛楣最后在国防委员会，并说这辈子再也不会教书了。他专心地从政，与“知识”脱离了关系，从此便是一个政客。得法学博士的女才子苏文纨后来也工于经纪地走起私货来，倒和前面的李梅亭带私货相照应了。只是这白话女诗人，谁也不知道她做不做诗了。知识分子从统治阶级分裂出来成了“游士”后，他们走入民间走上了不同的岗位。如果说《围城》微显了知识分子在职业上的转变，那《废都》则全方位、深层次地展示了极致——官、商、学、三位一本。不止四大名人，还有孟云房等，他们除了写书、作画、写字、唱秦腔等，还要去参加市政会议，写文章抨击市长的对立派，文化节写稿子宣传颂扬等。他们也因自己的知识优势从事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画家汪希眠大力炮制赝品进行走私，庄之蝶家的书店大举出售盗版书，他新开的画室也用非法手段集到真品混在伪作一起出售等。虽然他们明显比方鸿渐们衣食无忧，安富尊荣，可是生活无常、内心煎熬，幸福指数大大减小。

　　2、亲情

　　一般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分为：爱情、亲情、友情三种。虽然我们在《围城》中并未见到两情相悦的恋爱，但是方鸿渐与唐晓芙的“纯情之恋”多少使我们心头温暖。但在《废都》中，男女之间的关系绝没有心心相印的爱情。赵辛楣是方鸿渐仅有的挚友，他们很少有金钱的交易，更多的是思想的交流。但你发现《废都》中他们没有了真正的朋友，多的只是社交场的酒肉朋友，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起在家喝酒时，庄之蝶要颓然流泪，因为在座者没有一个人真正地懂他，他在人群中深深地感到孤独与绝望。在这，我主要谈谈亲情，在《围城》中方鸿渐的父母作为顽固不化的老厌物被无情地嘲讽，但是却也能看出当时中国真实的情形：在一家之中，父母是存在的，他们的威严还不至于等于零。当方鸿渐一大家人从乡下搬到上海后，他住在周家还“隔一两天到父母处请安”。方鸿渐成家以后，因孙柔嘉与公婆、妯娌不和，很不愿回家，他呢，“同情太太，而又不敢得罪父母，只好一个人回家。”可是到了《废都》，所有的父母都不在，所有的儿子都是符号。或许很多人反对了，牛月清的母亲不是老出现吗？龚小乙也是个重要角色啊？可是，那个老人是阴阳人，她梦呓的都是漫天鬼神，似是一个现实的预言者：现在的人危险了，到处都是鬼怪作乱；龚小乙只是个符号，是他代表着父辈的这种荒淫无度、放纵迷失的必然走向与后果。也就是说，在废都中的家庭没一家是正常健康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靠血缘连系的亲族社会，而且更由于小农经济，大部分人被束缚在土地上。不移动地聚村而居在土地上，中国农民“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当时农村社会也是宗法制的儒家伦理规范的观念下统治的，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规范。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是固定的，对自身也有很高的认同。在以血缘传宗接代的家庭中，父母亲等长辈具有绝对的威权与地位。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人口频繁流动，传统思想崩溃等，很多家庭职能转到社会上，人们对家的依赖减弱，也挑战了长辈的威权。这样，也很容易理解《废都》中父母亲的缺位与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