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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民族特色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最为明确地把美学建立在“气”的理论基础上，以“气”的理论统帅美学理论，始于曹丕的《典论·论文》。从曹丕开始，气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文气”说也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十分重要的文学理论。本文从历史渊源和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探讨“文气”说的产生与发展，并以此进一步探讨“文气”说的审美价值。

　　一、“气”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渊源

　　文之气根于人之气，而人之气却又与自然之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要谈文气，首先要追索到古人对自然之气和人之气的认识。

　　“气”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内涵非常广泛。《易经·系辞》（上）里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孔颖达曾在《周易正义》注疏：“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1]老子考察了气的本源，认为道是万物本源，而气则是道衍生万物的中间环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庄子更进一步，认为“气”是生命的本源：“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3]到了东汉时期，王充又用阴阳二气的交汇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他在《论衡·自然篇》里说：“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在《物势篇》里又说：“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4]

　　从《周易·系辞》到王充都认为天地之间的物体是由元气构成的。物质世界的本源是“气”。基于对自然之气的认识，人们又把气的概念引入到对人本体的自我观照。

　　《管子·心术下》里曾说：“气者，身之充也。”[5]认为“气”是人赖以生存的重要元素，它是构成人的物质元气，大体上相当于万物所得之天地元气，在这里，“气”是离开人们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是物质的。同时，也有人认为“气”不属于物质范畴，而是把“气”看成是精神性的。《孟子·公孙丑》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7]孟子的“养气说”将“气”视为人的修养所达到的某种精神境界，强调气的精神特性。他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7]他以阴阳二气来划分天人的道德属性和某种情感。用“气”来解释人的生命存在和精神本质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又一种表现。

　　二、曹丕“文气”说的基本内涵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河。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曹丕特别强调作家的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将作家的气质、禀性视为文学风格面貌的决定性因素。《典论·论文》是曹丕所著《典论》中的一篇，《典论·论文》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典论·论文》总论了文与气的关系：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后人为文论“气”，多引曹丕的这段议论。但由于他自己对“气”的涵义没作明确的解释，所以后人众说纷纭理解很不一致。鉴于它对文论的影响之大，有必要对它的涵义作一些辨证。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以气为主”，曹丕的“文气”说不仅是他创作论的基础，也是他批评论的核心。那么，对于这里的“气”该如何理解呢？

　　曹丕所说的“气”虽然不排斥伦理道德情感，但所强调的主要方面，却是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个人所具有的气质、个性、天才。那么“清浊”二字又要怎么去解释呢？清是指俊爽超迈的阳刚之气，浊是指凝重沉郁的阴柔之气。把“气”分为阳刚和阴柔之气，实际上也是两种艺术风格。曹丕分析评价了建安七子中的孔融、徐干和刘桢的主“气”情况。“应瑒和而不壮”指出应瑒作品气调柔和而不遒壮。“刘桢壮而不密”指出刘桢作品高爽劲健但不够细密。论文投稿“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高度评价了孔融作品的气调风貌，说他超绝时人。综上可见，曹丕论文主要推崇作家风力气骨的遒劲刚健。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气质，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作家先天的气质、才性之类，事实上“气”是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主体的审美生理、心理结构，故“不可力强而致”，突出了个别差异性。

　　三、后世对“文气”说的推进和发展

　　曹丕引“气”入文，从此“文气”便成为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术语。

　　（一）刘勰对“文气”说的推进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文气”的内容和作用在理论上做了较为全面的阐释。他引用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并充分肯定曹丕的理论主张，但他更注意结合作家所受到的社会影响来看待作家气质和个性的形成。其中专门设置一章《养气》篇来着重谈“气”。刘勰《养气》篇中的气绝非单一的体气，而是包括心气、体气两重含义。《风骨》篇中他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10]同时，又强调为文的“骨气”：“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11]刘勰对“文气”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不仅看到了先天的“才”、“气”对文学艺术风格的决定作用，而且进一步认识到人们后天的“学”、“习”对形成个性及其艺术风格的重大影响。他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12]提出了作家的才性形成四个方面的因素：先天的“才”、“气”，因个人禀赋不同而异；后天的“学”、“习”，是和作家自己的努力和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二）唐宋时期的“文气”说

　　刘勰之后，历代文论家、作家和艺术家各从不同角度发挥和阐释“文气”的美学意蕴。唐代韩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思想，很重视作者的道德修养，认为它是写作的根本条件。在《答李翊书》中这样论述“气”与“言”的关系：“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13]这里的“气”近乎文章的气势，“言”则是指文章的句子。把气与言比成水与浮物的关系，说明“气”是驾驭语言的，而文章是由语言构成的，由此可见“气”在文章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提出文以载道，提倡古文，反对矫揉造作的骈文。韩愈主要是从写古文的角度，确立了作家修养与文章内容形式的关系，进一步确立了“文气”说的重要地位。

　　到了宋代，苏辙进一步阐述了气与文的关系。其《上枢密韩太尉书》云：“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14]在文章中他举了两位圣人为例：孟子和司马迁，他认为气可由儒家道德修养和自然、社会的生活来养成，并提出了为文和养气的途径：一是要注重内心的修养，一是要接触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