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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哲学家，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也称他是古代“最博学的人”。[1]在前人的创作经验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通过自己的潜心研究，第一次给悲剧下了卓著的定义，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悲剧理论体系。《诗学》现存二十六章，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首先确定研究的对象，指出诗和其他艺术的异同，然后把诗分类，分析诗的成分和各成分的性质，逐步找规律，探索各种诗的创作原则，并最后指出悲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艺术的效果，达到摹仿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系统地体现在他的著作《诗学》中。《诗学》第六章，亚里士多德给出了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以陶冶。”[2]这个定义深刻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基本看法。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进行细致的分析：悲剧的性质、悲剧的成分和悲剧的目的。

　　一、悲剧的性质

　　从本质上来看，“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是亚里士多德最根本的文艺观，讲悲剧的性质，它的要义是摹仿。[3]从定义看，悲剧首先是对一个行动的摹仿。悲剧不同于绘画、雕塑、音乐等，它所摹仿的不是某一种姿态、颜色和声音，当然这些都包含在行动中。悲剧摹仿的是行动，因此必须具有更现实、更直接的特点，它以直观的形式诉诸于人们的感官，而不是像其他艺术一样需要通过暗示诉诸于人们想象的东西。论文发表其次，这个行动必须“严肃、完整、有一定的长度”。所谓完整，就是有开端，有延续，有终结，能够看出其中的因果关系；所谓“一定的长度”就是既不能太短，一下子就可看到结局，也不能太长，使观众因看不到结局而着急，因为过于庞大或微小的东西都不能产生美感。

　　摹仿人的行动，这是悲剧主题得以体现的重要因素，而且悲剧更注重摹仿真实的、现实中的人的行动。这种行动一般都带有较强的现实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作用于观众的感官，才能更好地达到悲剧的效果。[4]

　　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所摹仿的行动必须是“严肃”的。在他看来，悲剧和史诗都是对一个严肃的行动的摹仿。在《诗学》第四章，亚里士多德曾提到：“诗由于固有的性质不同而分为两种：比较严肃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的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摹仿下劣的人的行动，他们最初写的是讽刺诗，正如前一种人最初写的是颂神诗和赞美诗。”[5]这里就提到了严肃行动的被摹仿。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可以摹仿下劣人的行动，悲剧的摹仿对象是具有严肃人生态度和具有高尚行动的人物。例如欧里庇得斯的《伊菲格涅亚在陶洛人里》是结局以主人公俄瑞斯忒斯得救而逃走的大团圆收场，但是主人公的人生态度、行为以及整出剧的气氛是严肃的。

　　从悲剧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现实世界的可能性，因此摹仿现实世界的艺术作品亦是真实的，从而得出艺术是具有真实性的结论。

　　二、悲剧的成分

　　从悲剧的定义中“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可以看出悲剧的特征是表现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这是讲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歌曲和形象。其中情节、性格和思想是属于摹仿对象的成分，形象属于摹仿方式的成分，言词和歌曲则属于摹仿媒介的成分。

　　这六个成分中，情节是最重要的，即事件的安排，剧中的行动。而行动则是由人物的动作和语言组成的。性格占第二位，指显示人物的抉择的话，是人物品质的决定因素，是行动的造因。第三是思想，也是行动的造因，是使人物说出当时当地所可说、所宜说的话的能力。语言的表达占第四位，即对话，是悲剧的主要表达手段。第五是歌曲，最为悦耳，一般由合唱队来演唱，与剧情的发展关系不大，主要起各场间幕的作用。最后是形象，形象固然能吸引人，但是最缺乏艺术性，跟诗的艺术关系最浅，指演员的扮相及道具。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件应如何安排是悲剧艺术的第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还进一步明确提出“情节乃悲剧的基础，又似悲剧的灵魂”。一出悲剧的好坏，主要看它的情节安排是否成功。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在于组织情节，完美的布局才能产生完美的悲剧。情节必须具有完整性，并且有一定的长度。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属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美的悲剧的结构应该是复杂型的，而不是简单型的，并且完美的布局应该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双重的结局。

　　在亚里士多德的情节理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情节的三大要素：突转、发现和苦难。这三者是使悲剧情节变得复杂或简单的基本条件。最为重要的“突转”是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这种“突转”，并且如我们所说，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方式，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率而发生的。“发现”，如字面意思，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或仇敌关系。苦难是毁灭或痛苦的行动，例如死亡、剧烈的痛苦、伤害和这类的事件，这些都是有形的。而“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才是最好的“发现”，因为只有当两者同时出现，才能突出悲剧性，才能引出怜悯和恐惧之情。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人物的性格决定人物的品质。性格在于对行动的选择。悲剧写同常人有相似性的好人遭遇不应有的厄运，表现的人物要有特定的性格。

　　亚里士多德对性格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悲剧性格必须善良，[6]但不是十全十美。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善良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一个善良的人，“往往会为他的朋友和国家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必要时，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宁愿捐弃世人所争夺的金钱、荣誉和一切财物，只求自己高尚……他宁愿采取一种卓越的高贵行动，而不愿采取许多微不足道的行动”。可以看出，这是亚里士多德从伦理和政治角度对性格的有力把握。同时亚里士多德也不愿意一个真正无辜的人陷入不幸。他认为，理想的悲剧性格应该是“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家族的著名人物”[7]。这便是著名的“过失”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十全十美的人物转入“逆境”，“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和怜悯之情”，或者只能引起怜悯而不能引起恐惧，“因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所以，十全十美的性格不能产生悲剧效果。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性格要“适合”、“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人物可能有勇敢的，但勇敢或能言善辩与妇女的身份不适合。所谓“适合”是指性格与自己的身份、气质、教养、性别、年龄等适合；所谓“相似”是指人物性格必须和普通人相似。“相似”和“适合”就解决了性格的真实性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看见与我们相似的人遭受厄运，在怜悯的同时，还会引起我们遭受同样厄运的恐惧。这就是悲剧所特有的快感。第三，悲剧性格要多样而又“一致”。要用多样性来反映多样的人，写出“最真实的生气或忧愁的人”。如同情节必须要有整一性，才会使悲剧效果更完善一样。这里所提到的“一致”不仅包括相同一面的统一，还包括对立面中的有机统一。这好比忧郁的人有时忽然生气或忽然兴奋，但随即忧郁起来，他一时生气，一时兴奋，这种表现是和他的基本性格相一致的。最后，悲剧性格必须合乎“可然律和必然率”，而又有“性格”和“思想”的特征。这如同安排情节一样，一件事情随另一件事情发生，须合乎可然律和必然率。“必然率和可然律”是被亚里士多德作为性格本身的内在逻辑要求着的。在他看来，事情要是接连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联系，那就最能产生悲剧的恐惧与怜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