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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汉是侠意识观念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先秦时期的侠意识观念比较零散，不系统。《史记》的出现，使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司马迁第一次将“游侠”人物写入史书，并从史家的角度对游侠、任侠的行为以及侠义观念、侠义精神加以认识和分析，并对游侠持褒扬的态度。他首次概括出侠义精神，使先秦以来零散的侠义观念得以定型、系统化。班固《汉书·游侠传》因袭《史记》，对西汉后期的游侠进行描写总结，班固的游侠观念虽与司马迁迥异，把游侠扰乱社会秩序、游离主流文化的“以武犯禁”的一面突出出来，对游侠抱以贬斥的态度，但两人对游侠文化都有特殊的贡献。“自《史记》之后侠的道德评价体系基本确立；自《汉书》始，侠的基本行为模式大致形成”。[1]（1）
　　二
　　《史记》与《汉书》都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富于个性的游侠形象。其中有对游侠群体特征的总结，也有对游侠的个案剖析。这就使塑造的游侠形象更加全面。即，这些游侠形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的差异。
　　其一，出身不同。司马迁将游侠分为三类：卿相之侠，季札、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之类；布衣之侠，朱家、剧孟、郭解之类；豪暴之侠，“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之类。但司马迁对豪暴之侠贬斥最多，不认为是真正的侠。在《史记》中，司马迁赞赏的是布衣之侠，他们出身底层，无官府背景，一生也未有一官半职。只是凭自己的努力行侠仗义。
　　而班固却将居官位、结豪族、拥有强大社会势力的人都称为游侠。如萭章为京兆尹门下督，他“与中书令石显相善，亦得显权力，门车常接毂”。楼护历任谏大夫、天水太守、广汉太守，封息乡侯，位列九卿。陈遵出身官宦世家，后官至廷尉，陈遵本人“凡三至二千石”。《史记》中也有早年为侠，后来居高官的。如张良“居下邳，为任侠”。萧何、曹参、樊哙是“少年豪吏”，陈平、郦商亦“少年”之徒。《季布栾布列传》中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但与《汉书》中官侠不同的是，他们早年为侠，为官后已不算是侠了。
　　其二，侠义精神不同。《史记》中游侠的侠义精神为后人所钦佩。而后人对《汉书》所记载的游侠的侠义行为颇有微词。如“宋人张耒《张右史文集》卷五五《游侠论》曰‘所贵乎游侠者，谓其身任人之患难而脱人于厄也。朱家郭解虽不合于大义，而其感慨雄俊，先人后己，故可取也。楼护平生馥凝，守常无可称，吕宽得罪王莽以其父故穷归之。豪侠立节无如此时为宜，较莽使，脱宽于死身自亡匿，或者以身任之而悔，如此谓之侠可也。护得诏书，即日斩宽以闻，莽大喜。此苟偷畏懦间里屠贩人耳。当莽时，天下威畏，谁非护者？班固列护与朱家郭解同谓之侠，此何故也？泣涕责妻子，使终养吕公，此朱家郭解粪土之余也，何足道哉！’”[2]（1）
　　《史记》与《汉书》中的侠义精神不同表现在：1.是否救人于难。《史记》中的朱家冒险收留季布，并设法让刘邦赦免季布，这种先人后己、帮人帮到底的侠义令人敬佩。而《汉书》中的楼护为一己私利，将投奔与他的吕宽逮捕邀功。实在令人齿冷。2.是否节制不放纵。虽然“几乎所有的游侠，特别是在早年，都曾有过放纵自己个性，任行意气的经历。”[3]（1）但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自己过着“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軥牛”的生活。剧孟死时，家里不足十金。郭解也是力求节俭，厚施而薄望。《汉书》中的陈遵很懂得享受。早年为公府椽史时，“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又日出醉归，曹事数废”陈遵自称“放意自悠，浮湛欲间”。这种享乐主义很难附上游侠精神。3.是否残暴无信义。朱家、剧孟、郭解都是布衣之侠，是底层群体的代表，他们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讲信义、言必信、行必果。郭解少时阴贼，但后来性情温和很多，报仇讲道理，以理服人。不是一味的“以武犯禁”。而《汉书》中的原涉性情残暴，嗜杀如性。楼护更是不讲信义，损人利己。
　　两位史学家笔下的游侠，就侠义精神而言，相差甚远。游侠是人，肯定有缺陷，但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另一种秩序，若自身的侠义精神发生变质，那也谈不上游侠了。
　　其三，独立性与依附性之别。游侠从士阶层游离出来，本身就带有独立性，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前期，游侠还是有独立地位。“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游侠传》）这些卿相之侠，自不会依附什么。而西汉前期的布衣之侠，也是有自己的势力圈。他们虽与一些贵族官员打交道，也纯粹侠义上的救助，无政治或经济关系的依附性质。正因为独立性强，政府才会感到另一种社会力量的威胁。当时的游侠势力不可小觑。如郭解能操纵地方官吏，随意免去他人的劳役；地方官吏如果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也要请郭解来解决。
　　西汉后期的游侠，如《游侠传》中的萭章、楼护、陈遵、原涉等为官侠。已成为政权体系的一部分，与政府有明显的政治依附关系。楼护为官时，为取得王莽的信任，出卖朋友去邀功，这种行为已失去了游侠自我的判断和独立行事的特点。再者，此时的游侠与一些豪族势力相勾结。在经济上有了依附关系。如原涉的一些行为，如复仇，已是一个豪暴之侠。
　　其四，社会影响力不同。游侠常常能够按照自己的处事原则和评判标准来行事，从《史记·游侠列传》中，就可看到游侠扶危济困、杀富济贫、同情并帮助弱者，他们能够辨别是非曲直，不畏强暴。“上敢对抗王权，无视王法；下可与地方官吏周旋，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和处世方式傲然自立，对抗政治权利。”[4]（15）如汉初大侠朱家，虽刘邦下了追捕季布的命令，他不但收留季布，还通过汝阴候滕公，使刘邦赦免了季布。又如郭解能够操纵地方官吏，随意免去他人的劳役；郭解游侠名声在外，“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都争相与之结交。剧孟也有很大的势力。名将周亚夫率军平定七国之乱时，“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己。’”（《游侠列传》）。正如班固评价说：“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游侠传》）。这些游侠所拥有的势力范围之大，是国家都不可小觑的。
　　《汉书》中的官侠或豪暴之侠，或依附于政府，或依附于豪族。其社会影响力失去了独立的基础，没有自己的立场，有的侠义行为已变质，如楼护的功利主义、陈遵的享乐主义、原涉的复仇主义。（下转第27页）（上接第25页）游侠作为草根阶级的英雄，才说得上有社会影响力。《汉书》中游侠的社会影响力，不知如何说起。
　　其五，与政府的对抗性不同。游侠作为游离于政权之外的“文化叛离者”，与政府的对抗性是必然的。西汉前期的侠，如张良、萧何、曹参、樊哙、陈平、郦商、季布等早年为侠，为官后已算不上真正的侠了。与政府的对抗性也说不上。
　　司马迁记载的布衣之侠，大多出身社会底层，扶危济困、急人所急。与政府对抗性很明显。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其中包括季布。朱家曾“阴脱季布将军”。这一系列的壮举，都是与政府强权的对抗，表明游侠的势力不可小觑。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这种以武犯禁，无视官府的行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都有自己的势力圈。他们的势力与地方官府不相上下。一些官员还与游侠有一定交情。“夏侯婴为赦免季布向高祖进言，卫青为避免郭解迁徙茂陵向武帝说情。达官显贵与豪侠的相互结纳，削弱和威胁着皇权”[5]（6）文景时期，朝廷就加大了对游侠的打击迫害力度。游侠与政权的对立趋于白热化。
　　班固对游侠的界定范围扩大，身份方面更广泛，如诸侯、官吏都可为侠；如萭章为京兆尹门下督。楼护封息乡侯，位列九卿。陈遵本人“凡三至二千石”。原涉曾任谷口令、中郎、镇戎大尹（即天水太守）等职。萭章、楼护、原涉等官侠已是政权里的一部分，是在政权内行侠，与其说是对抗，不如说对皇权的妥协和维护。楼护对投奔他的吕宽不仅不救助，反将其逮捕。为此王莽让他位列九卿。如此行径，很难说与政府有什么对抗。只能是依附。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