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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一位英国律师HenryS.Maine写了一部名为《古代律法》（AncientLaw)的书，书中的主题是社会中的亲属血缘、领域主权与此二者的延续传承?。律法维系社会的整合与延续，因此Maine透过律法对于人类社会做了最简洁有力的定义--凝聚在血缘、地缘与其延续关系下的人群。事实上人们也透过“历史记忆”来维系与延续这样的人类社会。在追溯群体起源的“根基历史”中，我们也可发现Maine所提及的三个基本因素：血缘、空间领域资源，以及二者在“时间”中的延续变迁。这便是“根基历史”述事的主轴。最终目的在于以“过去”说明“现在”一我们（或他们）为何是同一族群或民族的人，为何我们（或他们）共同拥有（或宣称拥有）这些空间领域及其资源，以及为何我们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与使用这些资源。以此查看世界所有的国家历史或民族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不脱这些根基历史的述事模式。以此而言，“弟兄故事”之述事中有共同的起源与血缘联系（弟兄)，有空间领域及其区分（弟兄到这儿来并分居各地)，有血缘与领域的延续与传承（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占居各地的人群）一为何我们不认为它是一种“历史”？事实上，“弟兄故事”与绝大多数文字文明中的“根基历史”不同之处在于：“弟兄故事”中没有量化的时间，没有英雄与事件，以及“起源”是几个弟兄而非一个英雄圣王。可以说，它们是“根基历史”的一种原始形式。
　　在这些青藏高原边缘的深沟中，居于同一沟中或同一区域的各村寨，在资源关系上既合作分享又敌对竞争。“弟兄”关系便含有这些隐喻；一方面兄弟同出一源，他们合作以保护共同资源，另一方面，由于亲近的竞争关系，兄弟之间又是区分与敌对的。因此“弟兄故事”作为一种“历史”，以弟兄间的血缘关系记忆凝聚一些在对等基础上既合作且竞争的人群。这些资源共享与竞争背景，与相关的一层层由内向外的人群认同与区分体系，提供我们了解“弟兄故事”之口述文本的“情境”。同时，“弟兄故事”口述记忆在此之普遍存在及其“情境化”之理解，也证明我们对于本地人群社会“情境”一资源环境、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间之关系一的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
　　以上所提及的“弟兄故事”，目前较常见于各深沟村寨之中。当代羌族人认为这是“只有老年人在摆的”故事；因此这也就是我所称的“边缘历史”。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则在口述中常表达他们是“大禹”的后裔。有关大禹的社会历史记忆，在理县、汶川、北川等羌族地区借着口述、文字、纪念物等媒介广泛流传。
　　五、历史心性
　　西方历史学者常以historicalmentality或historicity探讨某社会文化人群对于“历史”的概念，或人在历史时间中的定位观念。在此我所称的“历史心性”与之有些重叠，但不尽相同。我以“历史心性”指称人们由社会中得到的一种有关历史与时间的文化概念。此文化概念有如Bartlett所称的“心理构图”（schema)；在此文化概念下，人们循一固定模式去回忆与建构“历史”。譬如，前面所引的“弟兄故事”都循着一定的建构模式，而此种建构模式与我们所熟悉的“英雄圣王历史”似乎出于不同的“历史心性”。以下我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
　　首先，“弟兄故事”并不只是“过去的神话”，也并非只见于羌族村寨之中一当代城镇中的羌族知识分子仍创造此种“历史”。在汶川、理县一带羌族之中，曾流传一则“羌戈大战”故事；故事说羌人与戈人作战，因得天神祝福而战胜戈人的经过。这故事在80年代初由羌族知识分子重新译出，加上注释出版。在此“重述”的版本中，故事始于羌人“九弟兄”在岷山草原上牧羊；结尾则是差人英雄“阿爸白勾”得胜后，他的9个儿子（九弟兄）分别到各地去建立自己的村寨。这9个地方分别是松潘、茂汶、汶川、北川、理县薛城、绵1、黑水、娘子岭（映秀）与灌县。这是我所知道人群认同范围最大的羌族“弟兄故事”；其范围正好包括当今所有的羌族县，以及羌族知识分子想像中其居民过去应是羌族的地方?。需要说明的是，沟中的村寨民众在50年前并不知道自己是“羌族”。每一条沟中的人都自称“尔玛”（发音多有变化）并将所有上游的人群都视为“蛮子”，将下游的人群视为“汉人”；因此，这“尔玛”也被下游的人群视为“蛮子”，被上游的人群视为“汉人”。这显示，出身沟中村寨的羌族知识分子，在扩大的“羌族”认同与新的历史知识下，他们仍以“弟兄故事”来建构或想像羌族的范围。
　　其次，“弟兄故事”也广泛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各族群间。以下的例子说明，这些西南各地方族群曾以“弟兄故事”来合理化他们与邻近民族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华企云曾记录一则景颇族传说：
　　(江心坡）土人种族甚多??…或谓彼等为蚩尤之子孙……而年老土人则谓：“我野人与摆夷、汉人同种，野人大哥，摆夷二哥，汉人老三。因父亲疼惜幼子，故将大哥逐居山野，二哥摆夷种田，供给老三。且惧大哥野人为乱，乃又令二哥摆夷住于边界，防野人而保卫老三……”
　　20世纪40年代，庄学本也曾在彝族中得到以下传说：
　　远古时代乔姆家有弟兄三人……（洪水后，老三乔姆石奇有三个儿子，原来不会说话。他们烤火时竹筒在火中爆烈，三个哑巴吓得惊呼……）大的叫Atzige(罗语）二的喊Ma-gedu(番语）小的呼“热得很”。从此他们说三种不同的语言，成为夷（Nohsu)、番、汉三族的祖先。
　　苗族中亦有苗、汉、彝为三弟兄之后裔的起源故事，或苗、汉两族为两弟兄后裔的说法?。虽然我没有在这些地区做过调查，但由在西南地区做研究的学界朋友口中及文献之中，显示在许多西南少数民族村寨里也常以“弟兄故事”来凝聚与区分各家族与族群。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在一种本土“历史心性”基础上，这些西南族群以“弟兄故事”来述说他们最大范畴的族群认同与区分。
　　将“弟兄故事”视为在某种历史心性下产生的历史记忆或历史述事，我们才可能省察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与述事，及相关历史心性。我们，中国人或绝大多数文字文明世界中的人，所熟悉的“历史”可说是“英雄圣王历史”之历史心性产物。它与“弟兄故事”历史心性不同的主要是“起源”一前者追溯人群共同起源至一位英雄圣王，后者溯及几位弟兄。其次，“英雄圣王历史”中的英雄、事件与量化时间所组成的述事，以“过去”来区分当前群体中的各族群，并将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合理化。如在典范的美国历史述事中，只有在正确时间到来的人群才是社会主流；更早生存于此的是“土著”，而较晚来的则是“新移民”。当前典范的台湾史亦是如此。然而，在“弟兄故事”历史述事中，当前有区分的人群其祖先是同时到来，没有老居民与新移民之别；由于没有战争、英雄记忆，因此也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后裔之别。当前许多历史学者虽然接受“历史记忆与述事”有多元面貌，但他们将一种量化时间中的线性历史当做是惟一的历史形式，其余对“过去”的述事方式则被视为神话或传说。如此可能忽略了人类建构“过去”的本质与多元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