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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与认同的相关理论，在西方曾引发对近代国族认同与相关文化建构的讨论一学者指出，人们认为是相当“老的”国族与其传统文化，经常是近代的建构?。受西方学界“想像的群体”与“传统的建构”等说之影响，近年来历史与人类学界也流行借着这些“近代建构论”来解释中国民族与相关历史的近代建构过程。譬如“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始祖”之说，在此种分析模式中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想像与建构?。此种理论原来便有以“近代”割裂历史延续性的缺失。对于有长远历史文献传统的中国，此种理论更显其不足。中国深远的文献传统以其原有形式，或转化为口述、图像记忆，不断在汉人内部的阶层间、汉与非汉的边缘间传播，衍生新的社会记忆，并因此改变“中国人”的定义与内涵。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一清代t人家族祖图，首页便将家族起源溯自“黄帝”。汉晋蜀人追溯祖源于黄帝，与一清代t人家族自称为黄帝之裔，都可说是两千余年来中国人直接或间接攀附共同祖先过程的一部分。
　　由历史记忆、历史心性分析来探索史实，可以开创许多新的历史研究内容，或延续、补充过去中断的研究传统一如过去古史辨派学者对于传说古史的研究。我工作职位所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于1929年，由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含体质学）与古文字学等研究组构成。这个研究所的创立年代及其组别结构，说明“中国历史”（特别是起源部分）经历了晚清民国初期的摸索，与随后“古史辨派”带来的怀疑与骚动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坦荡的大道一科学的史学。顾颉刚等人之研究从此成为异端。经过70年“科学史学”的确创造了许多研究成绩，然而沉浸其中的研究者常受制于自身认同所带来的主观偏见。如今看来，顾颉刚等人的研究不应被忽视；但需放在新的研究理论框架下，这也是本文所强调之兼顾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的研究。或者，在关于中国人或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此一问题上，我们更应期盼的是“客观史实背景”和“主观记忆与认同”两条研究路线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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