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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项狄传》第一、二卷大获成功后，斯特恩趁热打铁以《项狄传》中牧师约里克的名义出版他早前写的布道词，不料引起轩然大波。当读者意识到斯特恩的牧师身份后，对《项狄传》的接受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读者认为《项狄传》中大量性暗示所表现出的轻佻笔法与斯特恩的牧师身份极不相称。对《项狄传》的评论中开始出现大量批判与攻击，甚至全盘否定之语。例如有人评论：“文中充满技术术语和断断续续的句子，陈腐的讽刺与淫秽低级的打诨缺少机智幽默，而且整部作品缺少计划构思。”由于《项狄传》道德意图的模糊性，评论界非但没有肯定斯特恩的形式创新，反而斥责他的离题叙事模式“缺少计划构思”。那么，《项狄传》是否真的没有计划构思？实际上，斯特恩在《项狄传》的第一、二卷中明确表明他在前进一离题（progressiveanddigressive）叙事模式方面的思考以及这种叙事形式对约翰·洛克哲学中“联想”（associationofideas）概念的借鉴。近代学者在对这部作品的时间、前后一致性和离题艺术进行考察后，亦指出这是一部经过精心构思的作品。而早期评论界之所以如此评价，原因有三：首先，离题模式的确世俗惊骇，颠覆了读者的期待视野，而且小说中的作者意图不明显，让人摸不到头脑；其次，《项狄传》历时八年完成九卷本的连载，评论界在最初几卷中，很难从首尾一致方面对叙事形式进行完整评价；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的小说评论注重主题，尤其是道德主题批评，而忽略形式批评。尽管18世纪是小说形式创新的时代，如同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菲尔丁的散文体滑稽史诗一样，斯特恩的离题叙事在艺术形式上的实践可谓煞费苦心，但由于评论界的主要衡量标准是道德主题表达，因而对斯特恩的叙事形式极少进行深入的探究。

　　对《项狄传》道德主题模糊和缺乏计划构思的诟病一直伴随着后期卷本的出版，贯穿18世纪中晚期与整个19世纪，因此《项狄传》始终徘徊在小说经典大门之外。直至20世纪初，评论界才重新将目光投向《项狄传》并对其艺术形式加以欣赏。这一方面得益于《项狄传》与现代主义小说传统之间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为重估《项狄传》艺术形式的意义在理论上提供了契机。詹姆斯-乔伊斯在对《芬尼根守灵》（1939）的叙事形式进行构思时借鉴了《项狄传》，他对朋友谈到：“我试图建立仅有一个美学目的的多条叙事线。你曾经读过劳伦斯·斯特恩吗？”无独有偶，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可洛夫斯基在《斯特恩的（项狄传）：作品风格评论》（1921）一文中，指出《项狄传》的情节经过了精心设计与周密安排，并认为因果关系原则之所以不存在于《项狄传》的情节模式之中，乃是对早期现实主义小说传统情节模式的戏仿，体现了陌生化策略的运用，而这正是小说文类所具备的基本特性。基于此，他提出了“《项狄传》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的著名论断。因此，《项狄传》不仅在小说创作领域激发了现代主义对叙事形式的思考，而且引发了文学批评理论领域对艺术形式的探究，这为重估它的意义铺平了道路。《项狄传》正式进入英国小说经典传统之中，成为20世纪斯特恩研究的焦点。

　　二、20世纪50年代后：系统的《项狄传》形式研究

　　20世纪50年代前期对《项狄传》叙事形式的评论大多是简短的、评论性的。系统深入的《项狄传》形式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此后，评论界分别从哲学、宗教与文化三方面对《项狄传》叙事结构的合理性、连贯性与异质性等艺术特质进行思考，并引深至对其文类及所属传统的界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项狄传》形式研究传统，并开启了三代斯特恩研究专家的对话时代。

　　1约翰·特劳戈特的现代视野研究

　　在英国小说传统中，18世纪早期小说由于形式上的不成熟，往往被视为有瑕疵的初级产品。与英国早期小说传统相比，斯特恩的小说“缺少情节”与“严肃的意图”，因而与早期笛福、理查逊与菲尔丁在18世纪小说中的经典地位相比，斯特恩还要略逊一筹。尽管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传统明确表明受益于斯特恩的影响，但F.R.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仅用一个注释指出他作品的轻浮无聊就已经将他排除在英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之外，就更显得斯特恩在经典研究中的地位岌岌可危。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出现了斯特恩研究里程碑式的专著，约翰·特劳戈特的《项狄的世界——斯特恩的哲学修辞》（1954）。艾伦·D.麦基洛普指出这部专著是当时为止“最为严肃与系统地分析斯特恩创作艺术并决定其代表作品质的尝试”，它“推动了对斯特恩的再发掘”。特劳戈特的阐释巩固了斯特恩在英国经典小说研究史上的堪疑地位。他从哲学根源上指出这部小说的叙事完整性，以此回应评论界对这部作品叙事的无序性、无严肃意图和琐碎特性的攻击。

　　特劳戈特通过“哲学修辞”概念来定义《项狄传》的叙事结构与文类属性。首先，在叙事结构方面，《项狄传》融合了哲学特征与修辞属性：它是对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1690）中理性哲学的戏仿；但不同于哲学著作，这部作品以戏剧化场面，通过修辞来表现作品哲学叙事中的对话结构，是“修辞的劝说”（rhetoricpersuasion）。具体而言，斯特恩利用洛克的“联想”概念组织《项狄传》的叙事，但并非机械使用，而是“发展出洛克哲学理性系统中的混乱与荒诞，来创造一个戏剧性引擎，以此来控制局面与人物”。沉浸在个人世界中的“联想”概念表明了人类交流的隔阂特性，但真正使人类进行有效交流不一定仅通过理性思维，“如果项狄家成员无法分享彼此的思想，那么他们能够分享彼此的情感”。斯特恩通过交流中的情感因素的重要性来质疑洛克《人类理解论》中理性主义倾向，来戏仿洛克哲学思想，这表明《项狄传》中存在的真正秩序是哲学上的感伤主义。从修辞属性方面来看，作品内部存在双层修辞关系：人物之间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间离交流关系。人物之间的交流由于人物性格的独特癖性表现为无法切实沟通的状态。在作者与读者交流方面，斯特恩通过《项狄传》颠覆洛克哲学，在读者中制造一种间离效果，因而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其次，在文类定性方面，特劳戈特认为斯特恩创建了自己的文类——哲学修辞，斯特恩是修辞家而非小说家。他认为尽管具有像任何文学作品中一样真实的人物、复杂的行为，但这都“无非是固执己见的特里斯舛论辩的策略设计而已，而真正发展的是读者的思维史”。

　　特劳戈特研究的意义在于他通过哲学视角对《项狄传》叙事的统一性、完整性与严肃性进行界定，表现了对斯特恩研究的现代哲学视野。梅尔文·纽曾极具洞见地指出特劳戈特赋予斯特恩的形象是“我们中的一员，一个疏离与荒谬的现代存在主义者”。受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研究视角影响，海伦妮·莫格兰、詹姆斯·斯韦林根和沃尔夫冈·伊瑟尔分别从现象学与现代心理哲学对《项狄传》进行研究。在1968年特劳戈特主编的第一部斯特恩研究论文集中，特劳戈特就已经表明了斯特恩与现代主义小说之间的重要关联，“现代小说的发展，他迈出了蹒跚的第一步”，并指出本杰明·雷曼是斯特恩批评转折的关键人物。雷曼曾指出：“对于斯特恩的成就评估的可能性，我相信仅有可能在前几年之后，只能存在于被《魔山》、《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唤醒的读者意识之中。”文集中所选文章多以《项狄传》与现代主义小说关系为基础，并指出“斯特恩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时代错误”。

　　2梅尔文·纽的斯威夫特传统研究

　　特劳戈特的研究提升了斯特恩在英国文学经典中的地位，同时也开启了斯特恩研究史内部的反思。后来的以梅尔文·纽为首的斯特恩研究界则认为特劳戈特这种现代视野是对斯特恩时代错误的阐释。在肯定特劳戈特研究的重要地位后，纽指出其中存在“自由主义”和“进步的”现代主义偏见。因此，在1992年纽明确提出斯特恩研究的另一种解读，以此挑战统治40年之久的以特劳戈特为代表的现代视野研究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早在1969年，纽的著作《作为讽刺作家的劳伦斯·斯特恩——对<项狄传>的一种解读》的出版就已经显示了纽与特劳戈特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解读方式。这本著作开创了对《项狄传》文类与所属传统进行定性的另一种研究传统。

　　在《作为讽刺作家的劳伦斯·斯特恩》中，纽将《项狄传》的文类定义为讽刺文，并将斯特恩置于斯威夫特讽刺文传统之中。在纽之前就已经有批评家指出斯特恩与斯威夫特之间的关联，如D.W.杰斐逊和韦恩C.布思的论文以及约翰M.斯特德芒德的专著。尽管上述研究指出了斯特恩与斯威夫特讽刺文传统之间的关系，但并未将《项狄传》定性为讽刺文。正因如此，纽努力将《项狄传》定义为讽刺文的行为就显得更加突出。他开辟了斯特恩讽刺文研究的新传统，与特劳戈特的研究传统形成了对话与抗衡关系。

　　纽的研究是在特劳戈特在《项狄传》文类阐释方面存在矛盾之处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劳斯特指出《项狄传》的独特哲学修辞文类属性后，又提及这部作品与斯威夫特讽刺文传统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极不情愿地指出，他并不想将斯特恩放到讽刺文传统中，因为斯特恩身上没有奥古斯都讽刺文作家身上毫不妥协的特性，但他不得不承认：“尽管我没有主要谈论斯特恩的讽刺方式，但如果回顾斯特恩劝说的形式，除了是真正的讽刺作家所使用的最为激进的技巧以外还是什么呢？”这就已经充分说明了特劳戈特对《项狄传》文类属性定性方面的矛盾性，究竟是“哲学修辞”还是“讽刺文”，他的态度是模糊的。

　　特劳戈特的研究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将《项狄传》的文类定性为哲学修辞；第二，将《项狄传》的感伤主义看做整部小说的秩序，指出整部作品的主题是通过感伤与情感来弥补理性主义的不足；第三，认为《项狄传》中隐含哲学家大卫·休谟对洛克哲学的怀疑主义倾向，因而最终戏仿并颠覆了洛克经验主义哲学。在特劳戈特的理解中，这部作品具有明显反动倾向。纽的研究则隐含了对这三个特点相反的解读方式。纽从斯特恩所属宗教人手，他认为斯特恩属于正统国教中的自由主义教派（Latitudinarianism），这个教派是第二代剑桥柏拉图主义者（CambridgePlatonists），它的特点是“再次强调被天启权威保护的正确理性是道德的基石”，并“试图实现理性与天启，道德与宗教的和解”。奥古斯都讽刺文与这个国教正统之间关系密切，斯特恩与斯威夫特同属这一宗教，他们都对理性作用给予很高的重视。宗教上的同宗隐含了文学上的同源关系。这就产生了与特劳戈特背道而驰的解读：斯特恩具有保守而非激进的反动倾向，同时《项狄传》重理性轻感性，整部作品是对感伤的讽刺。而对于斯特恩的怀疑主义，纽则认为是讽刺文传统内部的怀疑主义。对于此点，唐纳德R.韦尔斯和J.T.帕内尔进一步将斯特恩与斯威夫特的怀疑主义的根源落实在“古典怀疑主义”。针对特劳戈特的现代视野阐释，帕内尔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在‘前浪漫主义’时期寻找存在主义焦虑或是后现代相对性，《项狄传》将提供令人安慰的少许证明”，因为这种怀疑主义自16世纪以来的伊拉斯莫斯、拉伯雷、伯顿、斯威夫特、斯特恩再到19世纪的尼采与20世纪的德里达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有力地驳斥了将斯特恩的怀疑主义看作为具有“颠覆性”的年代错误式的解读方式，从而对纽的阐释进行强有力的补充，即《项狄传》是讽刺文，而非一部后现代小说。

　　《项狄传》形式研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尽管批评家们不遗余力地界定作品的文类，但他们又都对所界定的文类并不十分确定。纽并未完全肯定《项狄传》就是讽刺文，而不是小说。他指出，“当我称《项狄传》为讽刺文时，并不是想用一个文类标签来进行评论分析，而是这个标签帮助我们来定义什么样的批评方法，什么样的可能性与潜在性在支撑批评的过程。”由于文类界定方面的模糊性，尽管他的研究在斯特恩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但斯特恩的现代视野研究始终没有间断过。大卫·皮尔斯与皮特·德·维戈德于1996年出版了关于斯特恩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传统之间影响关系的论文集。这部论文集探讨了斯特恩对乔伊斯、拉什迪、昆德拉、贝克特以及纳博科夫等人的影响，它延续了特劳戈特现代哲学视角来阐释斯特恩的研究传统，正如皮尔斯在前言部分指出的：“斯特恩预示了海德格尔投身于实在（existence）中的存在（being）概念以及德里达对‘痕迹’（trace）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