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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托马斯·基默的文化语境研究

　　特劳戈特与纽在《项狄传》研究的诸多问题上给出对立的答案，但在这一点上表现出相似性，即都不认为斯特恩属于理查逊、菲尔丁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传统。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样复杂的叙事会在18世纪中叶出现。以这个问题为起点，托马斯·基默的文化语境研究则正是从斯特恩与理查逊和菲尔丁小说传统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个问题，形成了《项狄传》形式解读的最新研究趋向。

　　基默在他的代表性专著《斯特恩、现代人与小说》（2002）中，指出《项狄传》是一部小说，并与理查逊和菲尔丁小说传统一脉相承。基默将《项狄传》放置到作品形成的那一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内，考察其在跨年连载过程中与当时次要小说（minorfictions）之间的互文关系。正是这种互文关系一步步促成斯特恩的写作风格，同时表现出《项狄传》与理查逊和菲尔丁传统之间的迂回互文关系。他尤其指出《项狄传》受《伊弗雷姆·特里斯舛·贝茨先生的生平与回忆录》（1756）这部不知名作者写成的小说的启示。无论是《项狄传》的离题叙事结构，还是生命与时间叙事方式，都是建立在与其它次要小说的互文性，以及与雇佣文人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是吸收了众多作品精华的重写之作，是当时小说文化的代表作品。基默对下列几个《项狄传》研究的关键问题进行思索，与之前的研究形成了反思对话关系。

　　首先，基默认为将《项狄传》解读为反小说或是元小说是“丝毫不觉难为情的非历史的”（unabashedlyahistorical）解读方式。而对于将斯特恩作品归位为讽刺文的倾向，基默则肯定了斯特恩作品与讽刺文传统之间的关系，但这个讽刺文传统并非斯威夫特所秉承的理性批判传统，而是塞万提斯、拉伯雷为代表的欧洲讽刺文传统，这就扭转了斯特恩作品文类定性的方向。在18世纪的英国，塞万提斯对众多著名小说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菲尔丁被称作“英国的塞万提斯”。斯特恩则被称作“英国的拉伯雷”。因此小说传统内部本身就有讽刺文的痕迹，但不能因此就将其定义为讽刺文。

　　其次，基默认为斯特恩作品产生时代的当下，也就是18世纪中叶的历史语境造就了斯特恩的作品风格。对此，瓦莱丽·格罗夫纳·迈尔曾在1984年就已经指出，用现代主义或是后现代主义方式来思考过去的艺术会导致“时代错误式的解读”与“无知性质的误读”，与其将斯特恩视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先行者，不如将他放到当时奥古斯都价值解体，洛克激发下相对主义与主体性兴起的关系中进行思考。这就已经提出了将斯特恩置于作品产生历史时刻的研究方式。在此基础上，基默的研究途径是“重新将斯特恩的写作置于他作品产生的那一文化异质性时刻，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调整而不是否认斯特恩作品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传统，或是讽刺文传统之间的关联，而是扩展它们重合在一起的空间”。这就包含了基默思想的两个要点：特定文化异质性的时刻与《项狄传》小说属性内涵问题。18世纪中叶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文化历史转折时刻，通常被称为后奥古斯都与前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革新与实验来重新界定传统形式，但却没有任何强有力的集体认同或是文化一致性，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小说文类传统形成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为斯特恩小说的异质性提供了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土壤。而之所以斯特恩作品文类属性难以界定原因有二：第一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多元性；第二，英国早期小说文类本身就存在模糊性与混合性。例如，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菲尔丁的散文滑稽体史诗等等都表现出文类的综合性特质，因此《项狄传》所表现出来的讽刺文与小说文类混合特性在那一阶段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最后，《项狄传》与理查逊一菲尔丁小说传统的异质性构成评论界的争议焦点。这主要是由于它形式上的大胆突破，同时从斯特恩的传记研究来看，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斯特恩曾经阅读过理查逊、菲尔丁的小说。斯特恩作品与书信中也没有任何指涉他们作品的地方，但却提到拉伯雷、塞万提斯、斯威夫特以及洛克。正是基于此，特劳戈特与纽的研究才会对《项狄传》所属文类与文学传统进行重新定位。针对他们所认定的斯特恩与理查逊、菲尔丁小说传统的异质性，基默在用迂回互文关系表明斯特恩与这个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指出当时小说文坛弥漫着创新焦虑，创新性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为追求创新，斯特恩有意识地戏仿当时的小说传统。但戏仿的同时，并不意味着颠覆，而是与之相承继。对此，韦恩·布思曾同样认为本质上斯特恩与菲尔丁都属于同一传统，这为基默的阐释提供了重要支撑。布思认为“菲尔丁是斯特恩重要的前辈”，而对于斯特恩与菲尔丁传统之间异质性问题，他的解释则是，“菲尔丁自己也是一些前辈作家的后继者，而这些前辈作家被认为是斯特恩用来反抗菲尔丁的”。斯特恩与菲尔丁之间的前辈后辈承继关系表明了艺术史上的传统与革新的创造性互动过程，而斯特恩的创新是继承理查逊一菲尔丁小说传统基础上的内部革新行为。

　　三、不足及展望

　　20世纪以来对《项狄传》的形式研究成为主导趋势，一方面由于文学批评在20世纪初发生了形式主义转向，使叙事形式十分独特的《项狄传》进入批评界视野核心；另一方面则因为《项狄传》在主题内涵上所表现出的含混性与矛盾性，导致其规避任何围绕作者意图对其主题进行确定性的阐释。而《项狄传》形式研究传统的一个关键议题是如何解释斯特恩与理查逊、菲尔丁为代表的早期小说传统之间的异质性，这才引发了三代斯特恩研究专家关于《项狄传》所属文类以及文学传统的争议和对话。但是，他们主要围绕作者意图进行解读，而缺少对读者接受维度的考察。由于《项狄传》中作者意图的不确定性，导致批评者相左甚至是一厢情愿的阐释。实际上，斯特恩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被接受为与理查逊、菲尔丁齐名的经典小说家，这种小说史的排序模式至今沿用。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此异质的《项狄传》在当代是如何被接受进早期小说传统之中的呢？

　　汉斯·罗伯特·尧斯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对文学史进行界定，基本上概括了文学接受研究的总体范围，“文学史是美学接受与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发生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接受的读者，反恩的批评家与作者的后续生产力方面的实现。”因此，对作品在当代的接受研究包含下列三组关系：作者与读者、作者与评论界、作者与模仿之作。《项狄传》在连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当时的小说文化为文学接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与背景。在《项狄传》中，多次出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这表现了斯特恩的创作原则。他宣称写作就是与读者之间的谈话（conversation）。通过这种对话，斯特恩引导读者阅读并颠覆读者的期待，以此形成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斯特恩与当时的文学评论杂志之间的关系更是耐人寻味。18世纪中叶出现了两大权威文学评论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1749）与《批评评论》（CriticalReview，1756），它们对斯特恩作品进行了持续评价。尤其是《每月评论》主编拉里夫·格里菲斯的评价对斯特恩作品形式形成起着关键的导向作用，从而促使斯特恩进行创作转型。从斯特恩与模仿之作之间的关系来看，《项狄传》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大量模仿、戏仿之作。有研究者指出这些作品促使斯特恩在《项狄传》后期卷本中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最关键的是在《项狄传》历时八年完成连载的过程中，早期卷本与后期卷本的形式风格并非固定不变。由于受当时读者、批评家以及模仿者等接受关系的影响，这部作品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都为从接受视角看《项狄传》的形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接受语境。

　　从文学接受视角来看《项狄传》形式内涵及其形成过程，可使我们深入到英国早期小说传统形成时期的文类转换与文学规范变化的深层肌理之中。同时在18世纪消费文化的背景下，斯特恩通过《项狄传》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价值、美学价值与文化价值与文学评论机制接受之间进行协商而最终获取认可的过程，折射出18世纪英国走向现代性初期时的历史文化语境，这无疑能给正在大踏步迈向现代性的当代中国提供重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