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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的事业不感一点兴趣。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神秘莫测的符号，让我头痛不已。我渐渐地疏远了他，借口忙，不再按规定的时间去看望他。

　　他变本加厉，谢绝一切来往，整天趴在窄小的书桌上，吞云吐雾，冥思苦想。母亲说，他的身体就是那一年开始垮掉的。他原来有一个好习惯，饭后去公园里散散步，自从写作命理学后，不再去了。

　　这一年，父亲的气愈急了；到后来，上四楼都要花十来分钟；终于他躺不下去了，只能坐着。这时候，才打电话让我们送他到医院。一查，很严重了，有好几种病，最厉害的是肺里生了几个泡，不得不住院。这就苦了我，三天两头地跑。当每天的住院清单发下来的时候，他照理要骂上几句，说这些药没用的，吸氧对他根本是浪费。他一再要求出院，他说，医院算什么，靠的是仪器，现在我晓得病情了，我用自己的药，远比他们的好。我私下里问医生，医生说，手术是不能动的，这么大年纪了。那么，我说，如果气泡破了呢？医生说，那么就动手术。我说，不如现在动，一劳永逸啊。医生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能动的。我终于听出来了，父亲就这样了，挨一天算一天，就等着那气泡嘭一下了。

　　“如果不感冒，不用力呛，就不会有大问题。”医生说，“不过烟酒是不能碰了。”

　　但出院后，父亲一如既往，什么也不戒。他说，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晓得的，医生算什么？就说烟吧，我一抽，呛出来了，就好受些了，不抽，倒更难受呢。我们力劝了几回，见没有效果，也渐淡了。

　　母亲却受不了。有一天，与父亲大吵起来，起因是她想把原来的客厅变成她的卧室，她发誓再也不与父亲睡一张床了。酒气、烟气、胃气，谁受得了啊！母亲嚷嚷着。

　　父亲妥协了，他搬到自己搭建起来的小阁楼里。那个小阁楼凌空架在楼梯的上空，用两根钢管作为支柱，全部用木料建成。它不属于房子的结构，而是额外做出来的，仿佛一个长方形的一边，多出了一只小小的翅膀。这是父亲为我的儿子搭建的。儿子读小学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挤住在五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根本没有写字的地方。父亲就想办法，在靠楼梯的一面墙上敲出一扇门来，建起这个阁楼，使它与整个房子连成一体。现在，孙子曾经写字的地方成为他的卧室兼书房了。

　　阁楼很小，铺了一张床后，几乎没有空间。这时候，父亲的才智又发挥出来了，他在靠墙处固定住一块30厘米的木板，作为书桌。人坐在床沿上，就着木板看书写字，还挺舒服呢。问题是身体活动的地方太少，坐着，就像一尊雕塑。

　　然而，父亲很舒心，没有了母亲的聒噪，他可以全身心地扑入到他的宏大事业中了。

　　那块木板上，堆起了越来越多的古书，母亲也不晓得这些书是从哪儿来的。印象中，父亲很少外出，在关紧了那扇小门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与世隔绝了。

　　父亲变得越来越与众不同，他似乎在那些充满霉菌的古书里发现了人生的某种大隐秘。有时候，他连饭也不下来吃，任凭母亲不停地呼喊和敲门，害得母亲慌忙给我们打电话，以为出了什么事。往往在我们赶到时，没等敲门，父亲就把门开了一条缝，像个孩子似的一笑，伛着腰，下来了。我们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消瘦，不过，精神还算不错，除了不间断地呛。这让我们不得不对母亲的话产生怀疑。我们觉得，只要他的身体没有大碍，他的爱好是不能随意去剥夺的。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试着与父亲沟通，但我发现已很难与他沟通了。他似乎陷入一种谵妄中，许多话前言不搭后语，更多的像在自言自语。而且，话语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一些让我不舒服的关于命运的解释。我虽然什么也不信，但心里的暗示却非常强烈，我往往这样认为，我的某一个成功，是建筑在某一个痛苦中的。反过来说，我的亲人的某个痛苦或者不幸，却是我成功的源泉。我还不愿意听到诸如“我真苦啊，我活不长了”之类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讲多了，命运真的会照你的意愿走的。也许这方面，我就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父亲动不动就说这样的话，什么时候，你有一个关口，要当心；几时，不能出远门；几月里，要防小人伤害。我越来越露出厌烦的神情。谢天谢地，父亲终于发现了我的不快，这说明他的脑子还没有糊涂。

　　“记住，”父亲递给我一张纸，说，“看清了没有，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

　　那是冬天最冷的一天。入冬来，天一直没有冷，我们都觉得会是暖冬了，然而父亲说，今年要大冷，还要下大雪，雪要堆得连车子也不好开。我们都笑了。

　　那天我看过父亲的字条，非常生气，这竟然是他的遗嘱。其中有一条，说他的所有存款，已经存在合作银行了，他打算把存折交给大姐保管，而密码就记在纸上，只有我晓得。他说，以后你们到老家上坟去，所有费用都从存折里出。这完全是一记闷棍啊，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可是我无从反驳。过了好久，我才气呼呼地说，妈呢，妈你不管了。他说，不是有你们吗？就在我想把纸条塞进口袋里的时候，父亲一把夺了过去，拿出打火机来烧了。

　　我越来越不愿意去父亲家，可是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在絮叨了，说你这么忙啊。母亲说，到时候来家走走吧，劝劝他，他现在都有点神经质了。还有，他让你整理的东西，有没有打到电脑上去。这样一说，我又内疚起来，可是，我实在没有兴趣弄他的那些东西。我就请赵诗人帮忙，校对父亲那蟹爬样的文字。我对他说，父亲有许多老古的书呢，到时候，我又没有用。赵诗人才勉强答应了。

　　我把所有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妻子，妻子还算通情达理。她说，爹这样，顺他好了，但办还是要办的，为什么不办啊？要好好办，不要在家小弄弄，混淆不清的，该发的请帖还是要发，几个姐妹也是客人，也发一张去。当然，我们可以换个方法，不要让爹晓得。你好好努力努力，帮爹的书印出来，他那么多钱，还不如用掉点安耽。然后，弄个发行式，以这个名义请大家。多么贤惠的妻子啊！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让出了书桌，为赵诗人端茶递烟，精通汉字奥秘的赵诗人，在绞尽脑汁地弄了两天后，似乎被那些奇崛的文字组合折服了。他不停地吞云吐雾，沉湎其间，不时大呼过瘾过瘾。后来，他干脆向单位请了假，整天整天地窝在父亲的阁楼里，他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电话也不接？对诗人的怪诞行为我担起心来，我觉得，他是陷入了父亲设计好的漩涡里了。时间久了，我又怀疑起来，觉得父亲正把什么重大的隐秘传授于诗人。在那些寒冷的冬夜，我陪着母亲坐在客厅里，看着无聊的电视，听母亲唠叨父亲的一些不可告人的荒诞不经的故事。终于有一天，诗人说大功告成，只剩下那些图案的校对了。诗人胡子长了，头发蓬乱得像一团秋天的草皮，然而容光焕发，两眼炯炯有神。“无法校对，不能校对，照搬不误，线条的粗细也不能更改。”他一连串吐出这些词语后，就抱着那沓稿子跑出去了。接着，父亲也下楼来了，他神情疲倦，像一只衰老的蚕吐尽了最后的一缕丝。但他的思维从来没有这样的清晰过，他说：“老太婆，我饿了。”

　　书出来了，印得不错，装帧也很合父亲的胃口，古色古香的封面上，有一条龙若隐若现。父亲全权委托于诗人。当然，数量上，我控制住了。照父亲的意思，至少印他个三五千本。他看过小摊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觉得他的这本书，肯定会引起轰动，广为流传。

　　我在郊区的一家农家乐订了五桌酒席，家乡来人了，我的朋友也到了，父亲的老哥老姐也请了。一切就绪，才对父亲说，诗人多事，把出书的事告诉大家了，看来首发式，等不到明年了。诗人已经在父亲的心里留下了好印象，父亲虽然不大情愿，还是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