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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种积极、动态的文化形态，它要求人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开拓、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对抗。这些强烈的竞争意识与“中庸之道”中的“内敛”与“中和”存在着差异。中国人一直讲求“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以和为贵”的心态使得国人“温良恭谦让”，而现代奥运会的格言就是“更高、更快、更强”，这就表现出了一种不断进取，不断突破的奋斗精神。每个运动员在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都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人们在付出后总想要求回报。而国人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重求和，轻求利。由此可看出，“中庸之道”中“贵和”的心态影响着国人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这项超强的竞争性文化活动。

　　3.“中庸之道”对中国奥林匹克精神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3.1“中庸之道”对参与者的价值取向的影响

　　《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也。”此处的时中就是每时每处都无所不中，求得和谐。而最主要的就是“君子”二字，这种人格理想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就是“重义轻利”。我们看到，武术中的点到为止、济世安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甚至舍生取义都是“重义”观念在行为方式上的具体表现[3]。而现代奥运匹克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通过竞赛形式充分彰显个人主体意识，张扬其个性，实现最大化的个人价值。由于时代的发展，现如今全球都属于经济时代，西方对个人价值和经济效益更为重视，并且，西方人对胜利者的崇拜之情非常豪放直接。所以他们在竞赛中显得更为积极拼搏，为了个人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国家荣誉。显然，“中庸之道”的君子守义原则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求利目的是有冲突之处的。

　　3.2“中庸之道”对中国奥林匹克的商业价值取向的影响

　　现代奥林匹克趋于商业化和职业化。奥运商业化，是指将奥运会本身作为商品进入市场，通过这一盛会获得经济利益[4]。自1984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现代奥运会商业化运作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就是从这届奥运会起，所谓“尤伯罗斯模式”已成为历届奥运会通行的做法，不但解决了举办奥运会的资金来源问题，而且给举办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5]。这不仅能够带动举办国的经济增长，还能改善举办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和人民生活水平。而我国的“中庸之道”并没有为这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动提供积极作用，反而对其有排斥倾向。“中庸之道”讲求的重义轻利价值取向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以获得商业利润为目的的经济运作，对商人阶层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鄙薄和排斥的倾向，它在中国有力地抑制了人们从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商业运作与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现代奥林匹克在中国的深入发展，更不利于现代奥林匹克经济价值的全面展开与显现。

　　4.“中庸之道”在中国奥林匹克精神中对个人地位的影响

　　4.1“中庸之道”对个人地位的定义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体是以“中庸之道”为重要特征的儒家思想。在这种思想体系中，个人处于集体的附属地位。它更多地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义务而忽视个人自主精神的昂扬与发展。中国社会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要求更多人一起参加劳动才能谋生，这样就必然要求对集体利益的重视以及对个体个性发展的压抑。特别是农业生产更多地依赖于老年人的智慧，所以对中国人来讲就更重视智慧，轻视体力；重视集体，忽视个人。

　　4.2“中庸之道”影响中国奥林匹克精神中的个体个性发展

　　文化和思想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庸之道”形成于长期封闭的中国农业封建文化之中。在这时期强调人的行为与大道融为一体，富有浓厚的保守性、软弱性以及严重缺乏竞争性。使那些富于个性的人们都被统一化，长期处于顺从，泯灭其个性。而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更高、更快、更强”的自我挑战的精神。它既是指在比赛场上面对强手时要发扬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是指对自己永不满足、不断超越、实现新的目标，达到新的境界[6]。西方重视身体力量，东方则重视内心和谐，所以我国就与西方的奥林匹克精神有所相悖。中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也属于自己的奥运精神，比如“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下，它既不偏重竞争，又不倾向不争，使人处于中和的状态，个性不能得到张扬。在奥林匹克这个完全竞技的赛场上，主要对象就是参加竞赛的人，比赛的主要功能就是张扬其个性，造就个体的和谐，不但要获取发达的肌肉、匀称的肢体和机敏的头脑，还有获得健全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社会公德，成为全面发展的人[7]。这明显与儒家中压制人性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