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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展与都市文化密切相关。近现代上海等都市独特的文化环境推动了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发展，同时，都市社会中的种种风土人情和新鲜景观也在侦探小说中得到了印证。

 

　　关键词：中国现代侦探小说通俗文学都市文化

 

　　从晚清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展曾盛极一时。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安、俞天愤等中国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都出生于江浙一带，并长期在上海活动。他们所创作的作品的背景大多设在民国时的上海或周边城乡。自从在外国侵略者的炮火下被迫开埠以来，上海移植了西方城市和文明的发展模式，飞速发展为一个现代化、世界化的都市。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恰好为通俗文学（尤其是侦探小说这样来自西方、带有现代性的文学类型）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都市社会中的种种风土人情和新鲜景观也在侦探小说中得到了印证。

 

　　一都市文化推动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诞生与发展

 

　　侦探小说是一种源于西方的通俗小说类型，从叙事方法、题材内容、生产和流行方式等方面来说，都具有现代性的特征。1896年8月起，上海《时务报》先后刊登了四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这是中国民众首次接触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晚清以来，中国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应的印刷出版体制逐渐产生和形成，为西方侦探小说进入中国并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近现代都市，社会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市民阶层的读者增多，人们对文化生活产生了新的趣味和要求。侦探小说本身的现代性契合了晚清以来逐渐构筑起来的文化、文学的生产消费体制，再加上小说自身情节曲折、又具有科学性等特点，因此侦探小说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掀起了“侦探热”。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进入了都市现代化发展的黄金时期，金钱观和享乐观对传统的道德观进行了颠覆性的冲击。这里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和长袍马褂的传统人士轮流登场，各地方言与外国语言交汇错杂。这里虽然有着与西方都市相似的环境陈设，但仍保留着本土的气息。1915年，刘半农在《中华小说界》第二卷第2期上发表了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描写福尔摩斯来到上海破案，结果三遭戏弄，狼狈至极。刘半农敏锐地指出，纵然是福尔摩斯这样精明的神探，对西方都市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却也无法把握住上海这样的都市在转型时期所具有的种种奇异特征，只能大败而归了。这样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色彩的都市社会，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同时，上海都市文化中本土化的一面，又使侦探小说逐渐具有自己的本土特征。

 

　　二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特点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本土化过程中，小说家们继承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模式和结构技巧，把插叙、第一人称自叙、倒叙等技巧都运用到了自己的作品中，开始重视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并逐渐舍弃了文言，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翻译和写作侦探小说。同时，他们吸取了西方的“科学”、“民主”、“理性”和“法制”等现代精神，为公正、科学的侦探们大唱赞歌。

 

　　在极力推崇西方侦探小说的同时，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也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骄傲感。虽然他们笔下的侦探或多或少地具有西化的特征或生活习惯，但小说中仍然充满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体现出公案小说的一些特征，传统的侠客与现代的侦探共存于一个活动空间中。中国小说的本土化过程，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道德与西方文明互相碰撞直至交融的过程。

 

　　“启蒙性”是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最重要的本土性特征。晚清以来，从梁启超提倡“新小说”起，小说的思想性和功利性被提到了超越文学性和娱乐性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侦探小说进入中国，也得“入乡随俗”。侦探小说的主体部分往往描写严密的推理和认真的实证过程，正好是“科学”等精神的正面体现。于是，在承认侦探小说具有“情节离奇、引人入胜”的美学特征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射到了侦探小说的“启蒙性”上：“（侦探小说）除了文艺的欣赏之外，还具有唤醒好奇和启发理智的作用。在我们这样根深蒂固的迷信和颓废的社会里，的确用得着侦探小说来做一种摧陷廓清的对症药啊。”当时的侦探小说家们一方面是在尝试一种新的小说种类，费尽心力地在内容、情节和结构等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顾及小说的思想性，考虑其是否能够“教育国民”，而后者往往对前者形成了一种束缚，使小说的内容变得严肃和枯燥，包含了大量的说教和议论性文字。

 

　　但是，即使曾被赋予“启蒙”的崇高使命，作为一种与都市消费文化密切相关的通俗文类，故事性和趣味性仍然是中国现代小说无法回避的特性。市场的调节作用比小说家们关于“启智”、“劝善”的呼吁更具有说服力，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侦探小说的娱乐性也越来越强。有的小说家还开始用新奇的方式来吸引读者的注意，例如，在《红玫瑰》第1卷第16号上，俞天愤发表了侦探小说《玫瑰女郎》，并且请人扮演小说中的角色，按照故事情节拍摄照片作为小说的插图。这一行为在当时受到了编辑和读者的欢迎。

 

　　小说的复制和模仿是消费文学的特点。二三十年代以来，通俗文学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不少作品批量生产，明显带有复制和模仿的痕迹。而侦探小说的创作具有技术上的难度，不易被复制，因此侦探小说的生产往往赶不上市场的需求。《侦探世界》半月刊只出了24期后即宣告停刊，其中侦探小说生产的困难和读者的高要求是导致停刊的重要原因。侦探小说的特性限制了作品的产量，也在客观上提高了作品的质量，使得低劣的侦探小说不至于泛滥。

 

　　三记述都市社会的人情世故

 

　　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大多以民初以来的都市社会实景（尤其是上海的风土人情）为创作背景，涉及到青年教育、自由婚恋、财产争夺等社会问题。小说家们将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记述得细致而生动，记录下了一些新文学作品所遗漏的细节。但他们不可能像久居都市的爱伦·坡或者波德莱尔那样对都市文化做出深刻的反思，而是往往以传统的道德观来和以往的生活经验来对都市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做出评判。正如小说中的侦探拨开迷雾查得真凶那样，中国的侦探小说家试图拨开都市社会繁华的面纱，来揭露时代的荒唐。在小说中对都市社会描写最多的侦探小说家，是程小青、孙了红和张碧梧。

 

　　程小青的小说一般不直接描述都市社会的纸醉金迷，而是让读者从故事中了解到当时社会的种种现实。良家少女由于贪慕虚荣或迫于生计，沦为舞女或妓女，她们被凌辱的悲惨境况背后是舞厅经理、拆白党人等丑恶的面目（《舞后的归宿》等）；青年男女与封建家庭的决裂，与情人、情敌的爱恨纠缠，反映出爱情婚恋问题在现实社会中的复杂性（《双殉》等）；黑社会帮派实施的罪恶行径，揭露出都市社会里封建帮派的流毒（《五福党》等）；纨绔少年的堕落，青年妇女的迷失，正是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给他们设下的陷阱（《活尸》等）；爱国青年的锄奸行为，背后蕴藏的是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背景（《血匕首》等）。

 

　　程小青是平民出身，因此他的观察焦点往往集中于中下层人们生活的悲苦以及青年学生的成长问题。程小青性格淳朴，具有传统文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他对现代都市中奢华颓废的一面持反对态度，在作品中对这方面的事物刻意回避或严加批判。李欧梵指出，在程小青的作品中缺乏“尤物”的形象，而“尤物”正是城市文化诱惑力的代表。这一现象正是由程小青本身的性格、经历等因素决定的，他很难接近和理解都市文化的中心，但是却能将都市社会中平民的生活状态呈现出来。

 

　　与程小青相比，孙了红更接近都市社会的中心。他笔下的侠盗鲁平时出现在舞厅、咖啡馆、剧院等都市文化的代表场所。在《窃齿记》等作品中，孙了红多次将舞厅作为都市社会的一个缩影而细加描绘：富有诱惑力并且被作为消费品的女子，颓废没落的男人，强烈的声色刺激，停滞的季节和时间。不过，尽管把握住了都市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孙了红却并不像新感觉派作家那样细细描绘都市男女的身体和心理。无论鲁平是多么玩世不恭，他都更像是都市社会中的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而不是消费者。孙了红受传统道德观的影响不像程小青那么明显，但是这点影响已经足够保持鲁平行为的“度”，使他停留在都市声色陷阱的边缘。

 

　　孙了红认为都市社会满是掠夺与欺诈，绅士与强盗，官僚和窃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作品中的叙述者经常以嘲讽的口吻揭露都市生活的真相：“这世界，整个就是一个谎。越是了不起的人，他们越会说谎；而越会说谎，也越使他们了不起。在以前，说谎是恶习；而现在，说谎却成了美德。”（《夜猎记》）孙了红不但无情地揭露了贪官奸商的丑恶嘴脸，还对下层人民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一年的圣诞之夜，老天爷虽然没有制造雪景，为富人添兴，但是天气特别冷，那些时代的骄子们，血旺，脂肪多，他们在各种暖气设备之下，可以通宵彻旦，追求狂欢。但是，无数被时代作践着的人，衣不暖，食不饱，眼前缺少希望，心底全无暖意。”（《真假之间》）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家们具有传统文人感时忧国的气质，他们对穷苦人民的悲苦生活较为关注，常常记述这些为新感觉派作家们所忽视的社会景象。

 

　　张碧梧的侦探小说以“家庭”为切入点，描写金钱支配下的都市社会的罪恶。在新旧社会交替之时，中国旧式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主人对仆人的控制力相对减小，遗产继承制度也向西方模式靠近，不少大家族开始分化。张碧梧笔下的侦探宋悟奇专门负责侦破家庭中的案件。这些案件或是主仆纠纷（《两次火警》、《狐疑》），或是夫妻猜疑（《一束情书》），或是兄弟争财（《招聘教师的广告》）等，但归根到底都是由于金钱或婚恋纠葛引起的。家庭伦常的松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使得家庭中原本被压抑着的矛盾充分显露了出来，并激化到互相欺诈和残杀的地步。张碧梧通过“家庭”这个窗口，展现了都市社会中脆弱的人伦关系。

 

　　当然，侦探小说家们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描写都市社会的罪恶，有时他们也写到社会中的一些温情和希望，例如，勇敢地冲破封建牢笼的少男少女终于争取得了自己的幸福，因贫穷而成为舞女的善良女子得到好心人的资助而脱离苦海，或是汉奸和不法商人受到了革命者严厉的惩罚。时代的起伏跌宕，都在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这些都使得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本土气息，逐渐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注：本文系江阴职业技术学院一般课题“现当代通俗文学与高职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S-XZ-04。

 

　　参考文献：

 

　　[1]程小青，芮和师、范伯群等：《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李欧梵：《福尔摩斯在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3]孙了红：《侠盗鲁平奇案》，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吴正毅，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