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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偷偷创造了一个新词，“可控式病理性自杀”。虽然美国的低保Medicaid可以抵付昂贵的养老院的费用，大多数老年人自由惯了，哪里受得了养老院的乏味和约束。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病人，我得不断地劝说他们考虑搬去养老院住，因为住在家里已经变得很不安全，摔一跤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骨折，乃至死亡），家人也已精疲力尽，无力再提供高强度的照顾服务。有很多次，病人迫于病情、家庭状况、经济状况等，不得不气鼓鼓地住进养老院。作为社工，我落着什么好了呢？每转一个病人进养老院，起码一周时间我要忙得脚不点地，选址，选院，申请补助，跟每个人解释，跟养老院讨论，跪舔，乃至吵架，以争取某些特殊的要求。可往往是病人入院第二天，便送来逝世的噩耗。我听到噩耗，又气又恨，连续好几天郁闷得像狗，反复思索是不是自己间接杀死了他们。我还恨他们一点面子也不给我，可能是存心以死来气我的，仿佛狡黠地说：“我告诉过你吧，我住不了养老院。”在这行干得越久，我越觉得，也许病人并不懂得多少病理，但在预测甚至控制自己的死亡日期这件事情上，病人可比医生要高超得多。好多都是说死就死。还有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病情之重，胃口之好，嗓门之大，脾气之坏，令人叹为观止。她一天到晚嚷嚷“我不会死”，“我要好起来”，“给我滚出去”，轰得全体医务人员头晕脑胀。根据教条，她就是那种永远处于“否认期”的坏病人。忽然有一天，她说：“到时候了。我该走了。”我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第二天，她溘然长逝，面容平静。我回想起来，觉得她真是有点摇滚精神。

 

　　去年冬天，本城大雪纷飞，路上全是冰和被撞扁的小车。我胆战心惊，克服千难万险开车去极偏远的郊外探访一个病人。他孑然一身，晚期肝癌，和一条退役的警犬相依为命。他的房子在一个小山坡上，我的后轮驱动根本开不上去，他只得开着他的红色大卡车下来接我。让一个走路都有些困难的重症患者开车接我，我的人品瞬间降为负值。可他的境况更让我觉得无解。住得最近的一个弟弟在五百英里之外的费城，偶尔来访。妻子在二十年前去世，除此之外再无亲人。齐胸高的退役警犬的攻击性很强，经常在我们谈话时扑上来，被他用电击器击倒，瘫倒在地上。作为一个害怕所有小动物的人来说，我的命都快被吓掉了半条。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帮着解释文件，填写表格。这样下去，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受不了了：做个家访，还要冒着被撕碎的危险。护士和护工闹得最凶，因为她们每周要去两到三次，风险远远大于我。原则上，病人要是不能把宠物关好，我们就不能提供服务，可是这毕竟只在条例中成立。大家都觉得对这条狗的处理刻不容缓，可她已经太老了，又太凶，不服教化，没有一个动物收容所有能力收容她。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住进养老院，同时给她一针，让她安乐死。这个病人也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可是一提上具体日程，这个七十三岁的寡言的男人就开始泣不成声。他并不太关心自己，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尽可能长地保存这个忠诚地陪伴了他整整八年的伙伴的生命。她已是他唯一的情感依靠。所以，他绝不能去养老院。从他家出来，大雪已把我的车埋了一半。我愣愣地把车从雪里刨出来，又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才从那地方有惊无险地回到高速路上。我们在会上反复讨论，极其恐惧，又万分同情，只得这样不清不楚地拖了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和护士结伴前往，打电话没人接，狗在院子里奔跑。我们只得打电话叫了警察，在雪里等了四十五分钟，警察赶到，发现病人已经昏迷。狗随即被安乐死，病人也在几天后去世。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雪天，冷得人彻骨寒心。

 

　　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疗社工：我还不够有胆量，向病人坦陈心意，或为他们争取利益，我也不够有奉献精神，在双休日里沉湎声色，而非尽一切所能去钻研业务。和国内的医务工作者相比，我的工作量仍算合理。我只不过是在这条滔天的大河上随波逐流。最近这两天，我忽然意识到，我所熟悉的医院的味道，其实并不是病的味道，而是消毒水的味道。就像大闸蟹的味道，实际上也不是蟹肉的味道，而是醋和姜丝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想通了这一点，我觉得自己好像活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