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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专作歌筵之词的填词人，抑或是，有一定才学的文人偶尔填词，都离不开对男女情感的展现，当然，这是词形成初期的特征，但是可能正因这样的“出身”，作家写词也仅仅当作闲暇或愁闷时的文字游戏，或许当不得真。这一时期的词人孙光宪所作笔记中有如下记载：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公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3]

　　这里我们不说和凝的词如何，单看和凝对词的态度便能推知，词在当时的文人心中，尚属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末技，更不用说，用词来看词作家的人品。再看论者对这件事的态度，本身便是位词人的孙光宪在这里将词称为“恶事”，不可沾染，否则便会玷污个人品德，且劝告“士君子”“戒之”，这更可看出，即使是自身写词的词人对词体的态度也是很微妙的。所谓“诗言志，歌咏言”[4]，词既是“恶事”，更不能拿来与诗一道作为抒发个人情志的手段。

　　综上所述，词作一开始选用的言情题材，影响了文人对其的价值评判，因而，词人不会在词中表现其真实情感，所以，对待某些词，我们便不能用词品来评价作者的人品，这是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一个方面的原因。

　　二

　　词人的词学修养不同，则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诗写得好而词写得不好的大有人在，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诗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强，写诗的方法已经普及，所以能写出的不错的诗已经不算难事；另外，词作为一种新兴文体，还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方法，虽有填词格式上的硬性规定，但是那毕竟是已经约定俗成的格式，更多的还是要自己去摸索。所以，便形成了一个人的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状况。

　　北宋的吴处厚在其笔记《青箱杂记》中提出：“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若言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虽然是在说明文品与人品有不对等，但是，前文已经说过，词品与人品的关系是文品与人品关系的余绪，则在这里，亦证明词品与人品有其不对等关系。吴处厚接下去又说：

　　皮日休曰：“余尝慕宋璟之为相，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及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余观近世所谓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艳丽之词，如前世宋璟之比，今并录之。乖崖张公咏《席上赠官妓小英歌》曰：“天教抟百花，抟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熏衣香入骨。维阳软縠如云英，亳郡轻纱似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见小英心未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汝新翻曲。”韩魏公晚年镇北州，一日病起，作点绛唇小词曰：“病起厌厌，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5]

　　吴处厚所说三例均属词品与人品不对等的事例，一例是皮日休对宋璟人品与词品不符的言论，另两例则是吴处厚对当时人的评价，张詠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宽厚爱民，诗文俱佳，著有文集十卷，上例中所举之词虽有可能是戏作，但从其未有词集传于世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张詠的词学修养定不会太高，而戏作之词恰能印证这一点。

　　所以，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一方面是因为词这一文体的不受重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作家本身的词学修养不是很高，写不出好词当然不能用其来评判作家的人品。

　　三

　　词品与人品的不对等可能还与作家的文学喜好有一定关系。词与诗文一样，都需要创作者有一定的人生阅历，但词家中如苏辛等人有如此深厚的才学修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囿于书斋几方天地的苦读之人。正如词学评论家论词中的“富贵气象”有“此词造语虽富丽，然正宋人所谓看人富贵者耳，未必知富贵也”[6]的评价一样，词人中也有居于书斋而能学人写出气象万千的词作的人，虽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群人的人品，但是这恰恰阻碍了我们用词品去评价人品这一传统的做法，所以，我们品评词品与人品的关系上时也不能忽略每个人的文学风格喜好以及个人的生活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