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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与老子不同，他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时并不将希望寄予天下，在《天下篇》有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人所以从身体到精神有所束缚而无法达到“道”的境界，在庄子这里皆归结于个人。他主张将自身与天地万物中最纯真本质的大道合一，当个人穿透形形色色、纷纷扰扰的外物，把握到无形而本真的道，那么人就可以进入平静无暇的状态，达到最终的逍遥自在。因此止庵先生在《樗下读庄》言：“先秦哲学大多是讲如何参与统治的，庄子哲学有所不同，它是关于个人的哲学。”他将庄子哲学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言：“它把社会视点变为个人视点，使人最大程度上从社会里脱离出来，摒弃了人的全部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如果说庄子哲学有处世色彩的话，那么即是止庵先生所说这第一层次。但即使在人与社会的层面，庄子依然将视点放于个人，外界的是非评判，好恶取舍皆为浮云，破除束缚人身心的种种羁绊，唯有脱离社会的藩篱，专注于自身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逍遥自由。

　　而第二层次为“精神和存在”的关系。此时的自我，已从社会中脱离，摆脱了来自社会的种种评判和烦累，然而依然要超越的，仍然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死意识”，这一点更是需要将矛头集中于个人。人处于社会之中，可以通过外界的反应和观照来认识自己。然而若是主动将自己从群体中抽离，只关注个人，了解自己的内外，精神世界以及生命体验，是一件极难的事。而庄子却做到了，他通过对生存状态和生死意识的体察，认识了自我，或者说认识到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客观事实和规律。正因为认识了自我，才有可能超越自我的局限，以达到精神的超越。

　　第三个层次，止庵先生言是解决理性与悟性的问题。这一层面相较于前两层，是纯粹的思维层面的活动。庄子将现实生活中的体察升华为思维层面的“道”，这样的“道”已经脱离语言和现实，它“是一种关于悟性思维的哲学”，已经超越了一切，纯然存在。那么得道之人已经不是现实意义中的人，而是与“道”浑然一体，或者就是“道”。这个过程，不是社会的，集体的，不是通过君王的无为而治就可以达到，是需要人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将思维拔高到与庄子的思维同样的程度，因此最后一层虽脱离个人形体，但更是属于个人思维世界的。

　　因此，庄子哲学不同于老子，其道的实现途径完全在于个人。当个人与道相吻合，那么最低层次是可以在社会中处于自然有利的地位，更高一些是可以突破个人形体生灭的束缚，最后达到完全的无限的逍遥，因此，《庄子》重在个人。

　　三、《老》、《庄》有异之因

　　《老》、《庄》虽并为道家文化中重要的两部典籍，前后也有承袭关系，而《老子》心怀天下，《庄子》重在个人的差异的形成，应当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和当时人的思维程度有关。

　　《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言中道家之产生为：“道家者，盖出于史官。”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胚胎时代》中对于先秦文化催生史官之职有简要说明，其言：“要而论之，胚胎时代之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重实际故重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于是乎由思想发为学术。其握学术关键者有二职焉：一曰祝，掌天事者；二曰史，掌人事者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老聃之为柱下史也。”梁任公将史官分为甲乙，甲为“志事的史家”为“儒家之祖”；乙为“推理的史家”为“道家之祖”。

　　那么，正是因为其居史官之职，则对于天地自然的体验尤为敏锐，故而从对万物的体察中获得一般规律，并突破天地界限，放眼宇宙造就了全新的世界观。然而身为史官，则老子依然重经验与人事，他的视野便无法完全从现实中脱离，即使打破了天地的限制依然会回到现实。而对于天地的全新认识，以及当时的社会纷乱，使他更觉唯有“道”可以治世，因此即使在《老子》许多章中言“道”之性质、状态，在最后落脚点依然为圣人如何治世。

　　并且，在老子所处的春秋末期，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眼前的事物中。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其次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老子时代的人们的眼界和思域并不能脱离现实而进行纯粹的思维活动，因此，老子关注到天地之外已经是巨大的突破，那么从宇宙万物回到现实，是极为合理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