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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虽然有关新闻专业主义的信念、伦理和规范的研究文献日有所增，但到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陆晔和潘忠党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素归纳为如下五方面：（1)传媒是社会的公器，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耶改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月艮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i改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这五条从社会责任、身份识别、社会功用、职业价值取向与专业自律上做出相对明晰的判断，但这一界定仍然受到一些学者的挑战。
　　在笔者看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是基于我们对传媒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认知的，而传媒的作用和地位又是基于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总体认识，基于我们对于国家一社会一公众这一社会模型的设定，基于我们对于社会管理方式的设定。不过人类至今还没有就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社会管理手段达成共识。比如说，人们对社会民主理念的不同看法以及民主手段的不同设计（目前社会建构的民主模型至少包括精英式民主、自由多元论民主或者利益团体民主、复合论民主、商议式民主等等），就会有不同的媒体功能的要求，但怎样的民主方式才是最合适的方式，显然还没有共识。
　　四、新媒体技术解构了新闻专业主义？
　　新媒体技术的出现，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闻生产与新闻传播的过程，有人认为传统的专业新闻从业者垄断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如果真的出现的话）的格局被打破了。人人都是新闻记者，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突发性事件的目击者与传播者，也可能是一些隐藏真相的揭露者。甚至新闻从业者往往会从微博、个人博客、个人网页上获取新闻线索。无论是新闻的广度、密度和速度，都较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而言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那么，此前用来概括传统的新闻生产活动的新闻专业主义也失效了么？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第一，虽然社会公众都可以成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但这并没有改变社会对新闻的基本诉求。而新闻专业主义是基于新闻的生产过程而言的。只要存在新闻生产，只要社会对新闻的基本需要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么新闻专业主义仍然是一个有效用的分析性概念。
　　新闻事实有多种不同的面相，我们大体可以将这些新闻事实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级。
　　第一个层级的新闻事实，是那些已经展现为动态事件的新闻事实的表象（Events),如温州动车组发生重大事故。这一层次的事实，任{可目击者都可以呈现其基本的事实面，如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现场的基本情况等等。要再现这样的事实，难度并不大，只要你在现场，有基本的叙事能力和能够使用手机这种简易的传播工具就可以了。
　　第二层级的新闻事实，则需要通过更深入的调查和访问才能获取，如这次事故中有多少人员伤亡，是天灾还是人祸，是技术原因还是人工操作失误所致。这一层级的事实是对事件的内在因素与整体模本（Patterns)的挖掘。对于这一层级的事实的挖掘，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信息挖掘与呈现的技术，甚至方法论的基础，一般普通公众是没有能力完成的。
　　第三层级的新闻事实，则是更为隐藏的事实，那就是需要回答这一事故背后是否有制度设计方面的原因，是否存在腐败和行政不作为，这一事件又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等等。这需要聚焦于事件背后的社会发展体系(Structures)，即构成这种事件模本的深层原因。对于这一层次的新闻事实的梳理和挖掘，显然需要更专业的知识、更科学的方法、更坚强的意志和更专业的精神。
　　普通公众参与新闻生产活动的主要范围，往往止于第一层级的事实，这也正是微博上量大而面广的内容，公民记者于此是大可作为的，因为社会中每一个体，都可能是某一事件的亲历者与目击者，他们可以较专业记者更快速地传播其所见所闻。但是，对于第二、三层级的新闻事实的提供，往往非普通的公民记者能所为的。唯有《纽约时报》、BBC、财新传媒等这样的专业传媒组织才能提供更深入更可靠的专业报道。如“薄王事件”之类的新闻事实，因为涉及到更隐蔽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腐畋问题，公民记者虽然可以提供一些王立军进入美领馆的传言，但却无法掌握背后的故事（我甚至怀疑微博上那些关于王立军出逃美领馆的细节信息，也非一般公民记者所为)。事实上，这种复杂的事件有时连一些专业性的媒体组织也无能为力（在中国，这往往需要更专业的知识，更高的智慧，更可靠的信源网络和更专业的报道写作能力，否则不但获得不了相关的新闻信息，写出来也没有能力公开报道)，这便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具有足够戏剧性的重大新闻事件，只有《南都周刊》提供了相对深人的报道，尽管这一报道仍远未揭示出事实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