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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普通公民可以成为一个很专业的新闻生产者，但这与新媒体无关，也不是普遍现象，因此新媒体打破了传统新闻从业者垄断新闻生产的格局的说法，没有现实意义。
　　新技术的进步，确实为普通公众参与新闻传播提供了机会。如2006年，CNN在其网站上推出了iRepcm栏目，专门播放由普通民众制作的新闻；韩国人则于2000年创办了OhmyNews网站，根据《互联网周刊》2005年12月的报道，韩国OhmyNews网站曾拥有近4万公民记者,曰均访问量达到700万人次，占据韩国网络新闻市场份额的33.62%。到2006年，OhmyNews还进入日本市场，开设了日本分站;在中国香港，闾丘露薇创办了公民记者平台“一五一十部落”等等。“草根新闻”运动，确实已经成为一道世界性景观：“公民记者”正越来越多、越来越积极地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承担着较重要的角色。但这与新技术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即使在传统媒体时代，公民记者同样可以行动，中国当年庞大的通讯员队伍，其实多少有点“公民记者”的影子。
　　综观微博、博客等新媒体平台，人人是记者这一“事实”并未真正存在。因为有研究表明，facebook、twmer、新浪微博、腾迅微博、凯迪论坛等空间中，真正提供原创新闻的，不过是注册ID的5%左右的人，且这些活跃的5%的“公民记者”，相当大比例是真正的专业媒体的记者，只不过他们宣称自己的活动是非职业行为而已。比如著名的报料人“落魄书生周筱赞”就是《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杨锦麟、闾丘露薇、邓飞、王志安、石扉客等网络活跃人士也都是媒体工作者。这些新闻从业者，往往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报道不便于或者不适合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而选择以网络传播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专业追求。
　　第三，既使在人人可以成为记者的网络时代，新闻场域的专业门槛并没有消失，而这正是新闻专业主义内核之一。
　　当我们说律师、医生都是典型的专业人士时，并不是说普通公民没有能力参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事务。相反，普通公民都可以自己处理一些并不是很重大的病情、法律事务等等。这与“公民记者”可以参与新闻报道没有什么两样。专业主义所强调的是面对相对复杂的事务的处置能力，如是否有专业知识、是否有职业团体支持、是否有成熟的职业伦理规范保证，以及是否有服务大众的公共服务精神等等。因为唯有这样的处置能力，社会公众对他们提供的服务才可以放心使用，否则我们便会担心他们的服务不够专业。笔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所设置的专业门槛在新媒体时代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强化了。因为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作为普通的公众，我们没有能力去选择，更不敢轻易言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某些普通公民不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专业主义的要求，而成为一个可以信任的公民记者，这与一个普通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医生或者律师同样没有实质性差异。
　　第四，新传播技术给了传统的专业新闻工作者以更广阔的舞台，他们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空间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更复杂、更具有挑战性了。因为更专业的报道、更专业主义的表现，在新媒体环境下，仍然是人类对新闻传播活动的不变期望。
　　一般公众参与新闻活动有不同的动机，估计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尚未有实证的分析，可能不太科学，仅供参考）：新闻与观点分享欲、信息侠客情怀（除强助弱、伸张正义）、获得社会名望、民主理想的追求、一种谋生方式等等。如“超级低俗屠夫”（本名吴淦），因“邓玉娇案”成名，亦对“云南小学生卖淫案”等新闻事件进行了网络报道。吴淦对自己参与新闻事件的初衷这么解释：“人应该为了信念而活，凭着良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他们身上可以发现，他们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所认为的客观公正、超然独立、理性分析的专业报道者’而是社会变革的积极促进者与参与者。
　　在未开放的社会里，在不透明不公开的信息环境里，这类公民记者自然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但就像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一再强调的，“做机器人式”的专业新闻写作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新闻信息传播信条和职业追求。
　　第五，新媒体的发展，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而言不仅不是毁灭性的力量，相反是激励性的因素。
　　据《大河报》记者朱长振透露，今年春节《大河报》休刊期间，首次尝试停报不停报（利用官方微博这个平台，发出各类微博数百条。为鼓励记者在春节期间发表新闻，该报给微博报道记者发放稿酬和奖品。类似的媒体开官方微博，鼓励记者编辑利用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甚至连相对保守的《纽约时报》、BBC等西方传统媒体组织也都开放了从业者在社交网络上的活动。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渠道而言，网络空间里新闻报道被接受的范围要扩大很多，而更多的同仁和专家、事件的当事人都有可能看到这些报道，并会就相关的报道提出评论。而从这一意义上说,笔者认为，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更积极的力量。因为每一篇报道，都可能面临更大范围的批评，虽然有些批评质量不高甚至说不到点子上，但仍然会有一些非常专业的评价，有利于参与新闻报道的人受益。这种公开的观点冲击，会让公民记者和专业记者在新闻专业主义追求上得到更大的鼓励。如围绕央视达芬奇家具的报道、肯德基“速生鸡”报道和《南都周刊》关于“起底王立军”的报道，以及最近《人物》杂志《厉害女士》报道等等，莫不在社交媒体上弓I起了广泛的论争，这些论争多半与报道是否准确，是否有违职业伦理精神有关。
　　胡舒立女士2012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第12届新世纪舆论监督研讨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传统媒体不能满足于只在微博上说点贴心话，不应该因为在140个字里把话说得漂亮而沾沾自喜，而要看你背后的媒体到底用报道说出多少事实和真相。”她认为微博确实对新闻报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如设置议题、发现线人、迅速突破、舆论压力等。但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媒体人产生了一种幻象，误以为有了微博这样的新媒体，传统的专业报道就不再重要了。其实事实刚好相反，因为有了更多的新闻线索，有了更多的线人，而且这些报料人没有受过专业的新闻传播知识和素质的培训，也没有行业性组织对从业者的职业操守的约束，一些网民出于好奇之心传播一些未经证实的信息，还有些人则可能空有一身热血与激情，却不能提供精确和有深度的报道，甚至还有一些人利用新媒体平台故意发布虚假的信息，或者随意侵犯他人之隐私，这都使得网络空间鱼龙混杂，信息可信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