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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显然，像十八大、美国大选或者奥运会这样复杂的重大新闻事件，绝不可能存在低成本的信息采集方式。如果没有大型的盈利性专业机构有组织的支撑，个体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胜任的，即使可能后者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个体。菲斯克曾经指出：“文化商品与其他商品的区别在于其相对高昂的最初生产成本和非常低廉的再生产成本，所以销售比生产更能保证投资的回收。”这种观念是人们对于文化经济的一种习惯性认识，然而这种观念也因此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专业的新闻或文化生产需要建立在一个极其复杂和术业专攻的机构之上，而且其初始投人极其巨大。从新闻业的整体发展来看，规模化采集、组织化运作、科层化管理是一个不可能逆转的趋势。从现代新闻运作的方式来看，庞大的媒介组织——通常都是传统媒体和即将迈入传统媒体行列的门户网站——似乎显得分工越来越细密，节目制作越来越复杂了。因此，即使公民个体有时由于特殊的时空便利而发现和发布了某些重大新闻线索，那也只可能是人类日常新闻运作的一种补充。
　　在更抽象的公共性层面上，公民新闻同样也不占优势。新闻媒体在当代社会的重要存在价值之一就是代表公共性发言。在谁代表公共性的问题上，尽管我们看到传统媒体机构在义与利的博弈中的各种丑陋，我们也看到传统媒体因其政治偏向与商业偏向而经常牺牲其公共性，但相比于无处不在、很难问责的公民个体（也包括那些使用自媒体发布新闻的新闻专业个体）而言，传统媒体机构还是更合适承担公共性的主体。如果让公民个人来代表公共性的立场，其障碍是不言自明的：首先是他的基于个人利益视角；其次是他的能力有限；还有，他确实没有承担公共性的职责。公民成为公共性的主体就意味着公共性主体将进一步幽灵化。
　　据上述内容可以判断，在公民新闻兴起的时代，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闻业将变得更加专业化和组织化，而且社会将越来越需要专业的新闻信息提供机构。“互联网、博客、‘公民新闻’、自媒体以及宽带民主化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评判新闻的标准——人们为了自治需要知道什么——已经过时。相反，他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强烈。”?所以，从专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明传统媒介遭遇的挑战，同样是表面化的，也同样可以被证伪。这些挑战不足以直接威胁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如果说这些挑战真的存在，那只能说明原有的新闻业存在着社会结构层面或制度层面的问题，而后者从专业意识形态的层面被折射出来并加以放大。
　　四、两种新闻业
　　当然，公民新闻尽管不能彻底改变新闻的专业化浪潮，但它也足以对传统新闻媒体的角色变迁发挥作用。公民新闻毫无疑问是具有力量的，这种力量首先是话语的表达权，公众的表达因自媒体技术而真正有可能转化成为话语权。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五种权力”。公民新闻已经构成了对全社会施加压力的一种新力量，而这种新力量同时也是监督传统媒体的一种话语力量，“第五种权力”的崛起已经将传统新闻业置于一个新的角色定位之上。
　　在公民新闻及其产生的社会压力中’作为主要社会监督力量的第四种权力一传统新闻媒体不仅成为了被监督的对象，而且也必然将公民新闻的真实性纳人自身监督的对象之中，因此它的主导任务就可能从我们习惯性认知的客观报道转向核实报道：“新型的新闻工作者不再决定公众需要知道什么这是古典的把关人的角色。他或她应该帮助受众从信息中理出头绪。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地在新闻报道中加入解释或分析。相反，这种新型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意义赋予者）必须核实信息的可靠性，然后加以整理，使它能被人迅速有效地理解。”由此，其角色定位与职责便通过重新调整而显得更明确了。
　　所以围绕公民新闻与专业新闻，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未来新闻业及其舆论场的各种组合：其一是以公民作为信息由头而引发的传统媒体深度报道；其二是传统媒体的信息失实而引发的公民新闻集体监督和声讨；其三是公民新闻的信息失实和流言传播引发的传统媒体的核实和监督；四是不同新闻来源的相互补充。两种新闻业给公众带来了信息爆炸，但同时也使信息的控制变得极其困难。两者的正常关系应当是专业新闻为主导，公民新闻为补充，互相核实，互相印证。自媒体和公民新闻绝不会是专业新闻的掘墓人，它只是限定和发展了专业新闻业的角色。
　　既然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层面，自媒体与公民新闻都不会对传统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构成威胁，而且自媒体的出现将意味着新闻更加专业，定位更力_确，信息传播更加繁荣。这一点在当代两方尤其是欧美国家体现得非常明显。自媒体的出现并没有真正动摇过专业的新闻机构，许多文章所描述的两方报社纸质载体的各种消亡，不过是传统媒体技术升级的一种方式。那么为什么当代中国有这么多的论调去支持自媒体与公民新闻，甚至过分夸大了它在新闻方面的革命意义？这种想象到底源自何种社会现实？
　　从逻辑上讲，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社会角色定位方面本身有问题或者有危机，因此在新媒体和公民新闻的映衬下，它显得非常弱不禁风。它有没有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充分运用自己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始终主导话语权？它有没有代表公共性的声音在社会事件中发言？它有没有真正地遵循了它的职业操守和法律规范？
　　如果撇开技术的因素和专业形态的因素，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当代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与公众期待之间的角色距离：他们不仅习惯性失语而且高度敏感，惯于自我审查；他们没有公共性的理念而多有功利主义的理念；他们把公众赋予的权力转化为新闻敲诈；他们甚至从来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调查性报道的严格操作程序；他们头脑里甚至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道德观念来指？他们的行动如此种种的社会失范，公民新闻当然便从次要的位置一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此，我的结论是，新旧媒体竞合关系之辩,不是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仍然是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是新闻业社会角色的重新调整，我们需要被新制度重塑的行动者。
　　参考文献：
　　1.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第15、16-17、19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第5页，陈昌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第9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约輪·费斯克：《大众经济》，栽于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2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