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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论语》记载：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颜渊这就表明为政之道，关键在于正己，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子路管理者只有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能够以身作则，才能够感化、影响和带动被管理者，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颜渊。管理者自身的品行和作风会对被管理者产生重要影响，是被管理者效法的榜样。正因为如此，孔子对管理者自身的德行修养作了非常多的阐述，比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宪问；比如说君子有五行：“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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