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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社会的繁荣使得多数人无需为衣食所扰，在此基础上追求精神家园成为可能。另外，社会仍然对这种退避的态度保有尊重和认同，退隐从一种政治上的拒绝性态度变为一种生活选择，因而退隐与当政者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统治阶层对于隐居者也就保有尊重的态度。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退隐与入仕成为了两种积极的选择。传统的隐逸消极反抗的意义逐渐变弱，对于自然恬静生活向往的意义却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大大增强，因而退隐与入仕的冲突也就自然淡化。从而产生了仕隐关系的新特点，即边仕边隐的生存状态。

　　二、唐代仕与隐的特点

　　如果对上述原因的分析成立的话，仕隐矛盾的淡化（注意并非消除）就必须建立在政治开明、个人政治理想可以实现的基础上。事实上，这种基础往往与个人的政治实力、统治者的统治状况以及个人与统治阶层的关系等因素息息相关。仕途多变，这种基础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而仕隐在更多的时候仍然是作为两种对立生活方式交织存在于文人的一生。

　　1.以出仕为目的的隐

　　这种仕隐关系严格来说是一种求仕的途径，也就是说在进行这种隐的选择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出仕。其实，这种手段早已广为人知，无论是伊尹、姜太公，还是诸葛亮，以隐求仕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姜尚时期，治国人才的选拔还局限于推举和统治者个别性的寻找，隐居不过是扩大影响力以求被重用的手段。有趣的是，姜太公主政后，有一位名叫华士的高士，人称"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⑥，太公多次派人去请不得后，竟将其处死，以防止天下人效仿不为国效力。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的隐，更多的是不得已的隐。至于诸葛亮在汉室衰微，天下三分，既无族荫，又无通途时，隐居以求明主，则更是不得已而为之。

　　而唐代以隐求仕的不同在于，这时科举制度已经相对完备，下层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入仕的正常渠道。虽然由隐入仕依然存在，比如李白，其梦想的实现以及梦想的破灭，均是这一遗风起作用的结果。唐代的隐已经从一种不得已变为一种主观选择，以隐求仕成为受到朝廷认可的出仕途径，甚至于朝廷专开"山林隐逸科"来招揽贤才。社会对于隐士的认可使得这种隐居经历成为一种个人经历的装饰品，隐居也就彻底抛弃了隐的最初目的和最终落脚点--为保持个人灵魂的独立性而与世隔绝。这样一来其中的动机也就变得更值得玩味。孟浩然在《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写道"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可以看出这位以隐闻名的田园诗人，心中仍充满出仕兼济天下的希望。边塞诗人岑参也曾写过"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无疑也是希望自己可以通过隐居增加出仕的可能。又如曾写下"风来应啸阮，波动可琴嵇"的儒生田游岩，因仕途不顺隐居萁山，在许由庙旁建屋居住，以表明自己隐居之心。唐高宗闻其名，亲自拜访，田游岩奉承皇帝说"既逢圣代，幸得逍遥"，而后出山，被任命为崇文馆学士。

　　唐代以隐求仕的代表人物是卢藏用，其家世显赫，才华出众，新唐书称其"藏用少以才学著称"，考中进士后却不得重用，因而隐居终南山。这一隐居地的选择本身就耐人寻味，终南山主峰在如今西安长安区，离当时政治中心不过一步之遥。更有甚者，据称皇帝在长安，卢藏用就在终南山隐居，皇帝若到东都洛阳，卢藏用就转而到嵩山隐居，因此被称为"随驾隐士"，其通过隐居获得朝廷关注之意昭然若揭。果然，随着卢藏用隐者之声名渐起，武则天将其请出，官拜左拾遗，不久升至吏部侍郎。不得不说，在这种"终南捷径"下，刻意的隐变得不再是隐，而通过这样手段所得的出仕，一方面虽然说明社会风气开明和多样化，另一方面，未免有处心积虑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