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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系统地阐述了唐代仕隐关系的特点、不同类型的仕隐关系。笔者在对不同的仕隐类型界定时发现，当将隐置于仕隐关系中阐述时，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与常识中所认识的隐的概念有所偏差。除了少数真正以隐闻名的大隐士（如陶渊明、陆机、嵇康）外，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隐已经不同于道家所认可的"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也不同于其中"道隐无名"的为隐而隐；其中心向自然的目的也仅仅限于一种生活调剂和意趣，而非道家对于自然终极性的"道法自然"的崇拜。多数人将仕隐关系总结为诗人身上儒道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这种概括并不准确。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隐是"悟透人生而冷眼观潮"的，是一种"超越功利性"的隐。然而，隐一旦与仕相关，就不得已会与功利相关，想要实现道家所阐述的具有终极意义的隐，就必须抛却之前的所有价值观而重塑符合道家的超脱于功利的新精神样态。所谓"悟以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事实上，唐代世俗社会是具有较强吸引力的，这种全然的隐是很难实现的。因而，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隐更加接近的是另一种较为独立的隐逸观，即儒家的隐逸观。

　　隐逸观不唯道家所独有，它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意识特征，各个思想学派观点不同，其隐逸观也有一定的距离。儒家的隐逸观也就是孔子的"无法抹去一位道德本体论构建者浓厚功利性"的隐逸观。儒家思想一向以积极的入世情怀而著称，对于所谓的孔子的隐逸观，则往往被粗鲁地概括为一时的无心感慨。这其实是对孔子隐逸观的误读，孔子隐逸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隐的前提是天下无道。其次，隐的原因是保全自己。最后，隐是不得已的选择。《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所表现出的为数不多的隐逸取向的语录都是与孔子的个人体验和政治理想密切关联。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出仍然是"本"，只有出而不得时，才会选择隐。即便如此，"隐"是为了一种气节，以"隐"蓄志，以"隐"守儒，这才是儒家"隐"的根本目的。可以看出，在儒家的观点中，隐逸观是不超脱功利的，是仕的一种补充性的生命样态。因而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解决仕隐关系时，唐代诗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功利性色彩，这其实是与儒家的隐逸观一脉相承的。

　　唐代士人所处理的仕隐关系，究其本质，是一种政治品格和政治追求。唐代仕隐关系的缓解，是政治功名对于隐的占有性改变，仕隐关系的仍旧对立，则是隐本身对于现世功利排斥的后果。

　　另外，就根源来说无论是仕还是隐，唐代知识分子都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当这种理想与现实碰撞后，仕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功名和优渥的生活，因而仕与功利二字的联系也就更为密切。而隐，在这种意义上，也就被看作功利的对立面。这恰恰是唐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内涵，也即隐不仅仅是选择一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也选择了一种政治和功利的对立，甚至更多的是这种政治选择的后果。对比西方，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出于对工业文明的不满和对纯自然生活对人的启迪的向往，华兹华斯的远离闹市则是纯粹的享受优美的湖畔风光，似乎都不涉及所谓名利、政治选择。

　　唐代士人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实现人生的价值。若以功利之心隐，则要么隐出功名，要么隐出奢侈。若以隐居之心仕，则身在朝堂也无所妨碍。当然，这其中并无优劣，心怀天下出将入仕和避世隐居，终究还是两种并立平等的态度，只是在面对二者时，还是要保有最初的理想之心，而非成为追求功利的工具。唐代士人仕与隐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方有其真正人生的、政治的、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王文亮：《中国圣人论》，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83页。②③韦凤娟：《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与中国闲情》，济南出版社，2004年，156页。④⑨李红霞：《论唐代隐逸的特质及其文学表现》，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⑤杨柳：《仕与隐--唐代文人难解的心结》，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⑥冯梦龙：《智囊全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4页。⑦杜莹：《文化视域下的仕和隐--王维的心态及诗风的嬗变》，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⑧王志清：《"王维模式"的文化诠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⑩李红霞：《论白居易中隐的特质、渊源及影响》，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杨乃乔：《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332、313、321页。马雪影：《<论语>中孔子归隐思想的矛盾》，理论月刊，2008年第12期。白艳玲：《理想的维护与失落--析儒家的隐处思想》，天津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