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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三十余年的传媒改革，即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处理传媒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这一过程，深化了我们关于传媒公共性的认识。传媒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走向公共性。公共性是传媒在具体的现实场景中的实践逻辑。在社会变迁、政策变迁和媒介变迁的现实背景下，传媒公共性实践就是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以平等、公平、公正、开放为圭臬，为多元社会中的各利益群体提供意见表达和沟通的平台，从而“制造社会共识”。这也是传媒和政府、市场、社会各自目标和利益的最佳契合点。

　　【关键词】传媒公共性;传媒实践;社会治理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传媒改革，其动力源于社会发展对传媒业的要求，而且传媒改革的每一步推进和成果都需党和政府政策的肯定和加固。传媒公共性是自新世纪以来学界的热点问题和业界普遍关心的话题。公共性是传媒的本质属性，它体现在一定历史场景中传媒以公共利益至上为原则的实践中。今天重提公共性问题，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多元利益群体并存的社会结构中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对这一问题的新思考，是为适应下一轮经济、社会改革而在传媒与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探讨中国传媒业的未来发展之路。

　　一、三十余年来对传媒公共性的认识及实践演进

　　改革是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从根本上讲，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改革主要解决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即市场从政府计划中解放、“剥离”出来，还市场以主体地位，最终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与此相应的是，三十余年来的传媒改革，也是在不断探索和处理传媒与党和政府、传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在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中表现为先后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传媒从宣传本位回归新闻本位，实现新闻和宣传“剥离”，承认传媒的第一要务是信息传播;二是提出传媒具有“双重属性”，使其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剥离”。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经济改革对传媒业的新要求。

　　传媒业“双重属性”的提出，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传媒界对我国传媒的性质、归属问题做出的全新界定。这种被称为“两分开”的提法，在理论上有效地调和了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形而下的产业属性的矛盾，为传媒业经营、走向市场找到理论依据;在实践上极大地迸发了传媒的活力，开启了中国传媒的大众化之路。传媒自身也摆脱了对政府津贴的依赖，释放出被束缚已久的产业属性，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传媒业一度成为朝阳产业。

　　但与此同时，由于传媒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使其内容过度娱乐化、低俗化、浅薄化，运作过度市场化。这迫使人们开始思考传媒如何协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如何确保传媒业的社会责任免于市场因素的侵蚀。学界和业界广泛呼吁传媒及其从业者遵守“传媒职业道德与职业规范”，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学术界出现了政治属性、商品属性和社会属性(或公共性)“三分开”的提法，认为公共性是传媒的基本属性之一。

　　新世纪头十年关于公共性的探讨，是基于中国传媒业市场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利益冲突而开展的。对传媒及其从业者如何应对商业营利与服务公众的社会责任之间矛盾的理性思考，是中国新闻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所以是难点，就因为媒介社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理念等这些软约束并不具有强制力。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负面结果如社会责任的缺失正是传媒背离“公共利益至上”这一原则的结果。

　　只有对传媒实践及传媒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形成制度约束，才可能扭转传媒业过度“偏爱”市场、忽视公共利益的不良倾向。另一方面，在无法与市场“抗衡”的同时，传

　　媒业也缺乏与政府权力“议价”的能力。例如，1990年代中后期起出现的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中青报《冰点》周刊等，都是对传媒公共性的追求，对公共利益至上原则的践行，但这些栏目改革、改版始终是“小打小闹”，其曲折之路正说明在缺乏制度保障机制的环境下，传媒公共性实践的努力是难以成功的。没有政策主导、“背书”和制度加固，传媒对自身的改革自然无法具有持续性、“正当性”和“合法性”。

　　但这些理论认识演进和业务实践探索，与传媒大众化之路一起，打破了传媒功能的一元化，继而破除了传媒的垄断话语，这是二十年来传媒市场化改革的功绩和结出的意外之果。正是多元话语的兴起，为传媒公共性的确立打下了基础。正如黄旦对中国媒体三十年来建设公共性的肯定:媒体种类的多样化“溢出了原有体制边界”，“颠覆了‘钦定’的一统”;媒体内容趋于多元，体现了报道和表达的多元;“传—受”关系的变化促使媒介懂得不仅要服务党和政府，也要服务受众，“一仆二主”的格局形成。

　　关于传媒公共性的讨论仍在延续，传媒公共性实践也因外部环境变化而变化。但传媒业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即公共利益至上这一原则，已取得了最广大范围的体认。传媒回归公共性这一本质，是其必然之路和最终归宿。传媒公共性缺失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传媒处于“强政府—强市场—弱社会”这一非均衡格局中。只有传媒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调整，才能推动传媒公共性建设，为传媒的下一步改革找到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