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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这些认识既是对前三十年传媒改革的高度总结，也是下一步改革的基础和起点。前三十年的传媒改革只是“序幕”，而目前进入“正题”即追求公共利益至上、最终走向新闻自由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即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顶层设计开始启动。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借助社会和传媒发展的新形势将这些认识逐步落实为实践及制度。

　　二、传媒公共性建设的新机遇

　　当前，中国传媒业发展又面临着新形势:一是多元利益群体并存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权力新格局的形成，以及执政党和政府相应的政策调整;二是传播媒介新技术对传媒业发展的革命性影响。社会和技术的变迁不仅是推动传媒公共性建设新的强大动力，也为其提供了实践场域。

　　1.多元利益格局“倒逼”传媒改革

　　经过三十五年的经济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在逐渐理顺，市场在改变社会结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社会逐渐发育，从“大政府”中一步步“剥离”。中国社会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社会转变。但与此同时，阶层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别日渐突出，一个多元利益格局的社会结构出现并稳固下来，多元文化、多元利益诉求随之通过各种途径得以呈现和表达。而根据孙立平的观点，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的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就是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出现了结构断裂，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形成。而断裂社会容易出现社会抗拒和社会动荡。⑤这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基本样貌和面临的基本问题。

　　无论是多元社会还是断裂社会，其复杂的利益格局“倒逼”执政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方式明确自身和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调整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如何让各类主体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协调整个利益格局，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强调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与政府作为一元主体的社会管理不同，社会治理强调包括政府、社会公益组织、志愿者组织、民间团体、公众、企业、传媒在内的多元主体一起来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同时，治理的主体及各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是治理的客体。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正义、开放的社会，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和比较合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多元治理意味着平等、民主、开放。相应地，治理要尊重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要遵守程序正义，不能以行政甚至国家暴力手段和“运动式治理”处理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

　　面对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以及他们对传媒的期待，面对政府为应对多元社会、平衡各利益群体而采取的宏观政策调整，传媒应如何反应?曾经，传媒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和传声筒，并不或很少发挥管理主体的作用。但如今，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传媒也是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一元。那么，传媒该如何处理它与社会的关系，并在它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双边、多边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同时，作为利益主体的传媒如何处理追求自身利新闻学与传播学益与多元治理、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整又将如何驱动传媒新一轮的改革?这就要求传媒在社会变迁、政策变迁的层面上思考自身的未来发展。

　　2.传播媒介新技术助推传媒公共性建设

　　近年来出现的新传播革命，其本质是“技术赋权”，即将宪法赋予公民的传播权利转变为传播权力。技术赋权极为深刻地改变了社会权力格局。社会变迁使社会分化为多种利益群体，而技术赋权又使不同利益群体获得了表达诉求的“麦克风”。在社会变迁和技术变迁的双重逻辑推动下，一个多元群体、多元利益、多元表达的多元社会出现。这些利益群体，借助新媒体而形成网络社群这种新型的沟通形态。这里所说的网络社群，既指互联网上的虚拟互动社区，也指因新媒体技术而汇聚在一起的现实中的各种社会群体。网络社群一大特征是虚拟和现实边界的模糊，他们因现实问题和一致利益而汇聚。社会多元和技术赋权是网络社群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论坛(BBS)、QQ群、博客圈、微博等，均是网络社群的表现形态。特别是微信的出现，让其特征更为明显。

　　微信群由“志同道合者”，即同学、同事等组成，其成员或兴趣相同，或专业相同，他们以“同”为媒，以“同”为圈，形成一个个“圈子”，在熟人之间形成一种强联系，同气相求，同声应和，线上、线下的交流频度趋于一致。这样一个个社群或“圈子”，成为多元意见的生长和传播空间。这是传统媒体时代和门户网站时期所没有的。由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的网络社群借助新传播工具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形成“众声喧哗”的多元表达态势，情绪的集聚与宣泄，观点的分歧、对立乃至冲突在所难免。面对多元社会的平权化特征，传统媒体再难以政府管理社会的传声筒和工具自居并发挥作用，“一言九鼎”“一手遮天”的信息传播模式已无法再持续。同样，政府也难以用管理传统纸媒的方式管理作为民间资本的商业门户网站，更遑论以原有思维管理新媒体。一句话，目前的传播现状要求政府、传媒从管理思维转向治理思维，寻求传媒治理和治理传媒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