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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策略是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对受到种种文化规范压抑、限制和否定的人的感性、欲望、娱乐意识、享受意识等方面，加以肯定，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认为这表现了人的感性生命存在和要求，是自然而健康的生命意识，这样的人才是全面完整的人。商业电影表现了人们这些受压抑、被否定的方面，使人们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压抑、畸形的心理得到了适度的宣泄、释放和补偿，获得精神抚慰和心理治疗，维持了人性和心理的平衡健康发展，减少了因人性及心理的畸形扭曲给社会带来的暴力、破坏性因素。同时，商业电影又以影片最终结局的回归社会传统、主流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文化规范，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商业电影带来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愉悦、放松感，也可以缓解快节奏、大压力的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紧张、焦虑、疲惫、分裂感。从这些方面来说，商业电影有极大的文化价值。这一出发点的理论前提是商业电影的游戏功能和白日梦功能，因此席勒及弗洛伊德的理论被反复引述。
　　这一层面的文化启蒙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商业电影的讨论中得到了较为明显的体现，如1986年10月及12月的两次《对话：娱乐片》（发表于《当代电影》1987年第1期和第2期），花建的《游戏中的生存与选择——娱乐片本质探论》，李一鸣的《游戏规则——娱乐电影的定位》，贾磊磊的《皈依与禁忌：娱乐片的双重抉择》，汪天云、祭光的《娱乐片的性格组合》等。进入90年代以后，李奕明的《娱乐片：文化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上、下）也基本上持第二种观点。
　　同样出于文化启蒙的目的，有的论者则强调商业电影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因此对商业电影更多地持批判态度。其理论预设和思维逻辑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民素质较低的国家，电影文化是国家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承担着文化启蒙和文化建设的重任。因此，应当以作为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的优秀影片来推进社会现代化，尤其是人的现代化，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而不是以低劣的商业电影消极地适应或迎合观众的娱乐需要。否则，电影文化建设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这一观点在仲呈祥的《也答〈电影艺术〉问》，以及“文化批判维度”中提到的朱辉军、李晋生、尹鸿、徐庄的文章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批判文章，从目的上来说是出于文化启蒙，但从论证过程和策略来说，则是通过对商业电影或电影的商业性进行文化批判来达到目的。因此，是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两个维度的杂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有部分批评者出于对文化批判向度的反思和修正，肯定大众文化对普通民众所起到的文化启蒙作用。其基本观点是，普通民众或者没有机会，或者没有能力和兴趣接受高级文化。大众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其中包含了现代思想观念、生活要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因其广泛的传播面，甚至起到了比知识分子发起的启蒙运动更深入、广泛的文化启蒙作用。徐贲的《影视观众理论和大众文化批评》和张颐武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的现状》两篇文章基本持这一观点。
　　四、文化分析维度
　　文化分析维度的文化批评，注重分析电影文本、电影现象及创作者的意图与社会文化背景、文化构型、意识形态运作之间的复杂关联，揭示电影文本中隐含的叙事裂隙所透露的无意识心理，或者通过分析电影文本的表层结构，阐释影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信息。文化分析注重分析阐释的过程和方法，紧密结合电影文本，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或将其批评立场暗隐于分析的过程，较少对电影文本或电影现象进行直接的价值评判，努力保证批评过程的客观性、分析性、科学性、学理性，力图避免批评的主观随意性和印象式批评。
　　关于这点，汪晖在一篇对谢晋电影创作进行文化批评的文章中曾夫子自道：“本文分析了谢晋电影的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置换的方式、性质和意义，却并不想就此做出过多的价值评判，那将由历史做出裁决。我们拭目以待。”[9]这种批评策略和批评立场的调整，当然首先是由批评所运用的特定理论范式自身的科学性质所决定的。但我们以为，这也是谢晋电影模式讨论中暴露出的批评文风欠佳、立论偏颇、结论武断等问题带来的不良后果，以及意识形态力量对学术讨论进行干涉的现实，对批评者有深刻触动的结果。如果不进行相应的调整，文化批评可能未及充分展开便难以为继，因为过于武断、偏颇、粗暴的批评，不仅会引起被批评者及其同情者的反感和抵触，影响批评的接受效果，而且也会影响批评的深度和专业性，使批评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大打折扣，不利于批评的良性健康发展。但批评的人文学科性质又使得文化批评难于做到像数学公式运算一样，完全避免主观感受、价值判断和好恶评价的介入。因此也就有了应雄的困惑：“我丝毫不想宣判什么，我只是想写出一种感觉，进行一些探索，并使其具有对话的姿态（语言方式）。但如果读者从中读出了宣判的味道，那这并非我的原意。”[10]可以说，文化分析维度的批评文章在批评的分析、论证、阐释过程中，基本都保证了形式上的客观性、科学性，至于价值立场和价值评判，有的文章能较好地隐藏，有的会有一定程度的表露。
　　文化分析维度的文化批评主要以西方现代电影理论为批评的理论资源，因此，从批评范式和方法上说，该维度的文化批评包含了意识形态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叙事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语言学批评和符号学批评等。其中，意识形态批评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所取得的成绩都最大，成为当时运用最为广泛的批评方法。后现代主义批评与现代电影理论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同样属于跨学科的文化批评方法，因此我们这里也将其纳入进来。
　　该维度的批评文章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零星出现，如钟立（胡克笔名）的《朦胧的现代女性意识》、张卫的《蝶变读解》。另外，在一些影片的座谈会、研讨会上，也有一些批评者开始运用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对影片进行读解、阐释、批评，如《给咖啡加点糖漫谈》《疯狂的代价笔谈》《讨论本命年》《战争与人性——晚钟座谈纪要》等。1988年，以《大西北电影》杂志为主，进行了一次对后现代电影的探讨，不少青年学者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9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文章有尹鸿的《告别了普罗米修斯之后——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电影》、饶曙光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电影电视》、孟宪励的《论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影的写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