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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是二战后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进行的国际大审判，两大审判都体现了人类正义和国际法的尊严。长期以来，东京审判被他国忽视，而日本则从审判结束起，便涌现出大量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著作，学术成果居世界前列，从四、五十年代的单纯二元性争论到如今超越二元论，更客观、更全面的评价。探讨日本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日本人的战争观及启示或有裨益。

 

　　【关键词】日本,东京审判,二元性,启示

 

　　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原日本陆军大厦，审判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史称东京审判。东京审判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次审判，涉及历史、法理、国际关系等方面，是一场错综复杂的审判过程，至今仍存有争议。相比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并没有得到欧洲和西方世界的重视，长期以来，西方人几乎已经忘记在东京进行的这场审判。审判伊始，国际社会尤其日本，随即着手研究东京审判。截止目前，日本的研究成果超过其它所有国家研究成果数量的总和，研究角度多样，重视程度高，研究水平居于前位。近年来，再度兴起东京审判研究热，产生一批试图超越东京审判单纯二元性的研究成果。与此相对，作为二战中最大受害国的中国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限于文献性、宏观性论述，缺乏观点性学术著作，因此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与价值，而日本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将对我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笔者在本文就日本学者对东京审判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予以简要论述，并简单分析今后我国学者研究东京审判的着重点。

 

　　一、研究阶段

 

　　从东京审判至今，根据其研究成果及特点，大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战后初期。整个东京审判期间，日本各媒体均报道了审判过程，而日本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力度最大。1946—1949年，朝日新闻社法庭记者团编辑，日本新闻社出版《东京审判》是迄今为止与东京审判同步撰写、编辑、出版的对东京审判过程介绍最为详细全面的专著，因编辑于事发同时，因此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随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会编辑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1947）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判记录刊行会编辑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1948—1949）相继出版，这给当时日本国内外了解东京审判的人们提供了很大帮助。著名政治思想学者丸山真男、法学家戒能通孝等发表了不少颇有见解的文章，对东京审判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1946年11月早稻田大学法学部成立的“审判研究会”也指出“每个国民都应充分反省、改变认识。”总体而言，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媒体和学者对东京审判的重要意义均给予积极评价。

 

　　第二阶段为50年代—60年代。这一阶段对东京审判持少数异议的印度法官帕尔的个人意见书成为东京审判论最大话题，帕尔法官个人意见书达1000多页，主张25名被告全体无罪，否认法庭管辖权与全面共同谋议罪行，虽然他的个人意见书并未在法庭上宣读，但日本保守势力都十分拥护帕尔观点，2005年靖国神社建立的“帕尔博士显彰碑”亦是其显著代表。1952年，田中正明的《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的出版，其观点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东京审判的批评者，东京审判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在荐辞中说：“帕尔的判决书是世纪性的重要发言，主张东条、荒木等A级战犯全员无罪，其理由是尽其条理，依国际法做了克明的表达。在国际法学以至于文明史上，都是重大的文献。”其后，于1967年撰写的《秘录东京审判》一书，是辩护方观点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事实上，“帕尔法官在主张被告全体无罪的同时也认为无法否认日本的战争犯罪中虐待俘虏以及对平民实施大规模暴行等事实，也就是说，帕尔只是认为无法证明被告的不作为，而并非一定是宣称日本无罪。”（粟屋宪太郎语）

 

　　第三阶段为70年代。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中日关系缓和发展。同时，持续10年之久的越南战争招致日本国民的反战情绪，东京审判研究又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1971年美国学者理查德·迈尼尔的《胜者的正义》一书出版，成为东京审判研究著作中最广为人知的英文作品，迈尼尔的著作全面肯定了帕尔意见书，本书也成为此后日本国内东京审判否定论者的宣传武器，其中“胜者之审判”论争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阶段为80年代—90年代。1980年代，日本跨入世界经济大国，其言行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1983年，日本文部省审定修改历史教科书、长篇纪录片《东京审判》的上映及其积极的广告宣传活动，形成日本社会关注东京审判的高潮。1983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东京审判国际学术会议，学术研讨会汇集了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东京审判研究学者和唯一健在的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荷兰法官洛林。研究著作主要有细谷千博、安藤任介、大沼保昭三人撰写的《追问东京审判国际研讨会》等。同时，该时期BC级战犯的研究增多，如内海爱子《朝鲜人BC级战犯的记录》等就是例证。同时，也有代表辩护方观点的著作，如田中正明的《东京审判是什么》等。

 

　　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陷入萧条，出现所谓的新民族主义（修正主义）运动，公开支持部分违背历史事实的言论。“慰安妇”问题成为导火线，东京审判再次成为社会话题。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数量上较之前有了更大的增加，研究角度也有新的变化，1995年战争结束50周年纪念出版的有关东京审判的书籍比之前任何一个单独的年份都多。主要研究著作有粟屋宪太郎参考了国际检察局第一手资料，编写的《东京审判资料——国际检察局的询问证书》、《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以及由NHK出版其编写的《通往东京审判之路》、《东京审判论》等，大沼保昭的《从东京审判到战争责任的思想》对如何面对战争责任做了深入探讨等。与此同时，1993年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的细川首相直率地承认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1995年包括自民党在内的三党联合政权下的村山富市首相承认日本“通过殖民统治与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并发表了“表示痛切反省和真心道歉的心情”的村山谈话。

 

　　第五阶段为21世纪。进入21世纪，东京审判重新出现在公众话语中，其背景是靖国神社之争，时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从2001年至2006年在任期间年年都去参拜，受靖国神社之争的刺激，东京审判终于在2005年战争结束60周年，2006年东京审判开始60周年纪念时又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近年来，有学者以新视角研究东京审判，积累了新的研究成果，有许多超越或试图超越由右翼和左翼辩论造成的传统的、不可调和的二元性。如日暮吉延的《东京审判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权力和规范》、《正确解读东京审判》等，试图考察国际背景下东京审判作为一个政策的总体情况;户谷由麻的《东京审判二战后法律和正义的追求》审视了东京审判对国际刑法发展的重大意义;武田珂代子的《东京审判中的翻译》从审判的口译形式、语言专家个人档案、口译制度等角度着重对审判中的翻译问题进行了客观研究，探讨了语言翻译对于东京审判的影响;大沼保昭的《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客观分析了战后国家、国民、媒体等的战争责任以及日本具体的战后责任问题;中里成章《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和东京审判》一书客观分析了帕尔法官的主张，试图打破超越帕尔神话。同时，太平洋战争研究会也陆续发表了关于东京审判研究的著作，同时有许多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出版的反东京审判的书籍再版发行，如田中正明的《帕尔法官的日本无罪论》、清濑一郎的《秘録东京审判》等，都是否定东京审判的研究作品。

 

　　二、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不同研究阶段的研究结果分析可见，日本学者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

 

　　对东京审判持肯定态度。1948年11月13日，即东京审判发出判决书的日子，《朝日新闻》发表社论：“东京审判的判决对于日本历史和世界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和平决心的世界性表现。”与此同时东京审判肯定论者认为，在政治上，东京审判体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审判在批露有关战争的事实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定罪是日本为进行侵略战争和实施暴行应得的教训。在法律上，东京审判对于战后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审判原则奠定了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成为国际刑事法庭设立的重要步骤。同时，东京审判对于战后国际关系的确立起到了一定作用。

 

　　对东京审判持否定态度。以清濑一郎为首的东京审判被告辩护团的一系列学术著作是这种论调的理论基础，否定论者一致努力把东京审判说成一无是处，以反抗日本被打上犯罪国家烙印的耻辱，其观点主要有：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即胜者之审判，是不公平的审判;东京审判适用的“破坏和平罪”、“反人道罪”属于事后法，违反“罪不溯前”原则;宣称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美国投掷原子弹、苏联违反日苏中立条约并未得到审判等。而帕尔法官的法庭异议书以及三次访日，迈尼尔的《胜者之正义》一书，被日本否定论者片面利用，成为他们否定东京审判的利器，甚至可以说在否定宣传和塑造公众舆论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审判未追究天皇的责任、追究主要战犯责任不彻底、没有审判其他责任者（财阀、媒体、日本国民等）而全面否定东京审判。

 

　　三、今后的研究趋势及启示

 

　　从东京审判开始至今，始终存在着正反双方不同声音，既有从客观角度出发的积极观点，同时也有否定东京审判的批判观点。肯定论者在指出东京审判产生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审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而否定论者则试图全面批判东京审判，帕尔法官的法庭异议书以及迈尼尔的“胜者之审判”被其大肆利用，直到今天亦是如此。一些话题始终被学者讨论，例如关于胜者之审判、天皇的责任、战争责任、东京审判史观、日本无罪论等。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日渐增加，研究成果不断扩大，研究角度也呈多样化，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资料的逐步公开，掌握了新的第一手资料的历史学家试图摆脱这种非此即彼的诠释，如日本现代史学家粟屋宪太郎发现了一批一手文件，主要是国际检察局的审讯前记录，这些文件显示东京审判既不是一场复仇的审判，也不是一个正义的审判，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一位置。近年来，这种研究趋势更加明显，试图超越对于东京审判评价的单纯二元性。东京审判留下的浩瀚卷宗，对日审判涉及国际社会众多国家，对其研究远非一人之力可完成，需要众多研究者分担，共同研究。

 

　　东京审判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国际审判，有着非凡的重要意义。审判涉及法理、法律、历史、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对此研究也是异常复杂艰辛。同时，东京审判是在战后初期特殊的国际环境背景之下进行的，因此研究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当时国际背景，不能孤立片面对待。正因为东京审判的重要意义以及特殊的国际背景，使得东京审判的研究成为一项浩瀚工程，同时研究必要性更加突出。帕尔法官的法庭异议书被日本否定论者大肆利用，“帕尔神话”成为其宣传否定东京审判的武器，而在国内缺乏对于帕尔法官异议书的深入研究，应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点。

 

　　2011年5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对于东京审判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作为二战中最大的受害国，战后的东京审判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以中国与东京审判为主题的研究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此外，还有辩方证据研究、东京审判中的翻译问题研究、东京审判遗留问题研究、BC级战犯审判以及法官意见书研究等，同时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的学科交叉性质会越来越强。东京审判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尤其是东亚—太平洋地区，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一个微妙时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东京审判研究将对我们认识战后国际关系格局、改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日﹞朝日新聞法廷記者団.東京裁判[M].東京：ニュース社，1946.

 

　　[2]﹝日﹞粟屋宪太郎.東京裁判論[M].東京：大月書店，1989.

 

　　[3]﹝日﹞粟屋宪太郎.東京裁判への道[M].東京：講談社，2006.

 

　　[4]﹝美﹞RichardH.Minear，著.安藤仁介訳.勝者の裁き[M].東京：福村出版，1972.

 

　　[5]﹝日﹞日暮吉延.東京裁判の国際関係：国際政治における権力と規範[M].東京：木鐸社，2002.

 

　　[6]﹝日﹞清瀬一郎.秘録東京裁判[M].東京：読売新聞社，1975.

 

　　[7]﹝日﹞武田珂代子.東京裁判における通訳[M].東京：みずず書房，2008.

 

　　[8]﹝日﹞戸谷由麻.東京裁判：第二次大戦後の法と正義の追求[M].東京：みずず書房，2008.

 

　　[9]﹝日﹞大沼保昭，著.宋志勇，译.东京审判·战争责任·战后责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日﹞田中利幸，﹝澳﹞蒂姆·麦科马克，﹝英）格里·辛普森，著.梅小侃，译.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11]﹝日﹞中里成章，著.陈卫平，译.帕尔法官——印度民族主义与东京审判[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2]﹝法﹞艾迪安·若代尔，著.杨亚平，译.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13]东京审判中心.东京审判再讨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14]程兆奇，龚志伟，赵玉蕙.东京审判研究手册[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15]宋志勇.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J].南开日本研究，2003（0）：464-467.

 

　　[16]覃江华，龚献静.东京审判中的翻译问题研究[J].外语研究，2015（4）：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