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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大型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了保障房融资风险的外溢影响。保障房融资收益率较低，需要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支持，而这些部门的支持对象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这就使得保障房融资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少数大型金融机构，并在这些大型金融机构中形成较大比重的保障房相关金融资产。当保障房融资风险爆发时，大型金融机构将受到更大的冲击。由于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影响范围较保障房项目更为广泛，所以对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冲击更为强烈。
　　保障房融资的风险外溢会对政府产生“回潮效应”，使政府由政策支持者变成风险承担者。公众期望将产生财政支出压力，当财政对保障房支持的力度过高时，保障房融资的成本虚减，此时无论以边际成本进行决策还是以平均成本进行决策，都会提高保障房建设的规模，并形成公众对未来较高住房保障水平的预期，从而在未来要求更高的保障房融资规模，直至超出地方政府对保障房融资的支持能力。与已经统计的地方政府保障房显性债务相比，这一由保障房融资外溢而来的隐性债务风险更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
　　2.3融资平台汇集风险
　　政府对保障房融资的支持使保障房融资平台成为风险的汇聚点。我国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了严格的清理，但是仍保留了对保障房建设融资的支持平台。这类平台主要针对租赁类保障性住房。由于租赁类保障性住房租金收益较低，资金偿还压力大，所以其承贷主体通常是受政府支持的专门的保障房融资平台。政府对保障房融资平台的支持使得保障房融资的承贷主体单一化，一旦保障房融资平台出现资金链断裂，那么短期内很难有可供替代的融资机构。
　　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规范使得保障房融资平台更加集中且难以替代。根据2014年9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基层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需剥离政府融资职能，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基层政府确需举借的债务由省级政府代为举借。由于银行只有在可获得某种形式的政府担保时才可提供贷款，所以保障房融资实际上对应着基层政府的隐性负债。在举债主体上移之后，保障房融资也从基层政府的融资平台集中至省级政府的融资平台，这使得保障房的融资主体更加难以替代，保障房融资风险也就进一步向保障房融资平台集中。
　　2.4融资链条日趋复杂
　　政府对保障房融资的支持使得保障房融资链条更易扩展。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保障房融资链条的延伸持审慎态度，在较长房地产市场繁荣期内，保障房融资的风险始终处于未爆发状态，融资方与投资方均出现乐观情绪，对长风险链条有较高的承受力，使得未来的保障房融资链条有延长的趋势。一个延伸方向是向私人部门的延伸，为吸引私人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缓解保障房建设资金压力，政府部门大力推动保障房融资模式创新，尤以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最受关注。保障房REITs融资的资金来自不同行业，其收益波动将会连锁影响相关投资行业资金链，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另一个延伸方向是向人民银行的延伸，保障房融资日益依赖人民银行的再融资支持，以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从而将风险传导至货币供给过程之中。
　　政府不确定的政策与法规进一步加剧了保障房融资链条的风险。一是法律规范的缺乏。我国正在鼓励保障房融资创新，但是REITs等金融工具的上市与流通缺乏制度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房地产信托受益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规仍在制定过程中，各类保障房融资创新模式的合规性仍是不确定的；二是偿债资金来源的不确定性。保障房融资通常要求相应融资平台自担风险，这些融资平台通常受到地方政府支持，由地方政府提供特许权，并以特许权作为获得偿债资金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国改革省以下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可能会失去这些特许权赋予的权力，从而使保障房相关债务的偿还失去相应的资金来源；三是地方政府对保障房融资支持力度可能弱化。我国的住房保障计划最终是由中央政府确定，省政府负总责，市县地方政府执行，中央财政补助一部分建设资金，地方政府需要承担保障房住房建设的一系列责任，其中有土地供给、居民拆迁和筹集大部分建设资金。由于保障房用地是划拨的，而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在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下，基层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在财力不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基层政府可能减弱对保障房融资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