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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个人对信誉的重视程度与整个社会的信誉环境有关。如果逃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对每一个个体而言，逃税也就算不上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如果腐败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对每一个政府官员而言，被发现收受贿赂也就不是一件非常难堪的事情。类似地，如果社会上普遍不讲信誉，不讲信誉就几乎成为一种“社会规范”（socialnoim)(HuangandWu，1994)，对任何单个个体而言，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的信誉成本就微乎其微。
　　人们是否普遍重视信誉、法律的判决是否得到执行，与整个法律本身是否正义性、合理性有关。正如法学家Cooter(1994)指出的，人们遵守法律是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法律是否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取决于法律是否符合、尊重社会规范。"当法律反映了社会规范时，人们认为法律是正义的，多数人就会出于尊重而遵守法律，也清楚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就形成了法治社会;相反，当法律与社会规范不符时，人们就会认为法律是非正义的、不合理的，他们就会拒绝遵守法律，或者只是出于对国家权力的恐惧而遵守法律。进一步，法律的实施需要公民的配合，因为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离不开公民提供与该违法行为有关的信息。当法律反映社会规范时，公民更愿意为法律承担风险(如在法庭作证)，甚至动用个人资源帮助法律机关实施法律。相反，如果法律不符合社会规范，违法（自觉或不自觉)将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违法现象越普遍，违法行为就越没有人掲发（一个自身有违法行为的公民是不大可能掲露他人的违法行为的)，甚至形成“黑吃黑”，法律就越没有办法得到实施。这就是所谓的“法不责众”。观察表明，当存在大量不合理的法律时，合理的法律也得不到执行，而当绝大部分法律被认为合理时，个别不合理的法律也会得到人们的遵守，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在我们国家，法律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执行，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
　　六、法律制度的运行与执法者的信誉
　　法律通常被认为是由第二者执行的博弈规则，这个第二者就是法院和政府官员。在讨论法制建设时，人们常常隐含地假定，法院和政府本身是一个超然的东西“神”，大公无私，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决，因此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建立规制个人和法人行为的法律，然后由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执行。但法院和政府的判决是由法官和政府官员作出，法官和政府官员也是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从整个社会看，法官和政府官员也是当事人，没有所谓的超然的第二者。法律体系可以理解为所有法律管辖范围内人们之间签定的一个契约，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必须是能够自我实现的(self-enforcing)法律制度——用博弈论的概念讲，法律制度本身必须构成一个纳什均衡:给定别人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遵守法律。如果法律制度本身不构成一个纳什均衡，法律是不可能得到实施的。而要使法律制度构成一个纳什均衡，不仅要求普通的公民个人有积极性遵守法律，而且更要求执法者有积极性遵守法律。如果执法者没有积极性遵守法律，如果执法者贪赃枉法，遵守法律就不能成为每个人的最优选择。
　　法律制度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是规制个人的行为，二是规制执法者的行为(GlaeserandHart,2000)。就后一目的而言，从法律制度设计角度讲，有三方面是最为重要的:第一，必须有完备、公正的程序法。程序法的目的是规制执法者，所谓法官遵守法律，首要的是遵守法律程序。中国长期来重实体法、轻程序法，是导致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第二，必须界定法律的管辖范围，法律管辖的范围不能过宽。法律不应向社会规范抢夺地盘，不要把“没有法律的秩序”(oiderwithoutlaw)变成“没有秩序的法律?lawwithoutorder)。进一步，在确定哪些问题应由法律管、哪些问题应留给社会道德规范处理的时候，必须考虑执法者滥用权力的可能。有些问题即使在公正执法的假设下应由法律管，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法律能得到公正执行，法律也不应管。第三，法律条文应尽可能明确、具体，而不应含糊、过分抽象。法律条文越含糊、抽象，执法者的权力就越大，法律就越可能被滥用。Glaesei和Hart(2000)证明，在“明线规则”（biigthlinerule)下比“标准”（tandard)下执法者更容易得到有效监督，因而执法者贪赃枉法的可能性更小。比如说，在股票市场，法律可以规定‘禁止内部人利用非公开信息买卖本企业股票”（标准)，或规定“禁止内部人在信息公开前N天内买卖本企业的股票”（明线规则）显然，法官在前一种法律下判决的自由度比后一种法律下要大得多，从而贪赃枉法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法律规则过于含糊，也是中国司法腐败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用法律管理执法者是重要的，但是不够的。再健全的法律，也得给执法者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正如买卖双方难以在事前预期到未来所有的可能状态一样，立法者也不可能在事前预料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法律一定是不完备的，法律的空白要在事后由执法者填补。所以，即使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也有制造法律的空间，更不用说普通法系的国家了。在法官判案时，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只是服务于法官形成自己的“心证”，最后的判决是依据“心证”作出的(王成，2001)。同样的证据，不同的法官可能作出不同的判决，即使没有腐败。这说明，即使法官真的接受贿赂，要拿到足够的证据也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使执法者有积极性秉公执法，必须使执法者有积极性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如果执法者不关心自己的声誉，法律制度是不可能真正得到执行的。
　　要使执法者讲信誉，首先必须在司法环节引入竞争。如果法院系统是垄断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自由，一个案子只有一个受理法院，法院就不可能有积极性讲信誉。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就是在中世纪的竞争中逐步形成的，这种竞争包括国家法庭与商人私人法庭（awmerchant)之间的竞争。一国内不同法院的竞争（17世纪前英国同时存在几个法院争夺商业纠纷案)，也包括不同国家的法院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正是这种竞争使得由商业实践发展出来的规则被吸收进国家的法律(Ben-son,1989)。在美国，整个18世纪，习惯和私人仲裁主导着商法的执行，因为政府的法院不能以公正而低成本的方式解决商业纠纷，只是到18世纪末叶，公共法院才说服商人相信它们懂得复杂的商业实践、接受商人们的法律。而从19世纪末叶开始，商业仲裁又开始活跃起来。就在1900年前，纽约商会仲裁委员会已经演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法庭。今天，不仅同样的案件可以选择不同法庭(州法院与联邦法院之间也有竞争)，而且政府的法院面临着强大的私人法院的竞争。据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75%的商业纠纷是通过仲裁解决的，此后，这个趋势仍在增加。在包括纽约在内的多个州，仲裁协议是有法律效力的。不仅如此，一些赢利性的私人法庭也已出现，一些法官在退休之后开始从事赢利性的判案(Benson,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