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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具有预见性的环境公益诉讼需要“量力而行”，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提出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环境诉求，才能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4]。基于诉讼地位平衡或者保护的目的，强加于原告或被告严苛的举证责任并不利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相较于环境侵权诉讼中原被告的对立关系而言，针对环境公共利益救济的环境公益诉讼存在原被告的利益共同点，因此，找到这一平衡点，使原告被告都共同致力于环境保护和治理，共享环境保护的收益，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最好归宿。
　　二、现有举证规则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困境
　　（一）倒置的绝对性和环境污染多因性矛盾
　　由于环境污染成因的复杂性、间接性，找到环境致害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而要证明损害不存在，则是把问题复杂化。加害人基本的证明逻辑是：找出充分理由否认因果关系的存在，或是找出某一未知因素中确定因果关系存在，前者的难度在于不周延，缺乏说服力，后者的难度在于被告要找到盖然性更大的因果关系，两种途径都给因果关系的证明增加了难度。因此，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理论上容易得出对受害者有利的审判结果，但这与环境污染的复杂性是不相符合的[5]。
　　（二）举证因素关联性
　　损害行为、因果关系、致害结果三者本身就有一定的关联性，某一事实是属于损害行为还是因果关系界限并不是绝对分明。因此，法官在承认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前提下很容易运用自由裁量权，“合理地”转嫁证明负担给原告。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并非直接的受害人，加之部分诉讼属于加害者行为处于“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风险”的阶段，因此损害结果的证明比一般环境侵权诉讼困难。  
　　（三）法官自由心证的偏好
　　在环境侵权诉讼上，我国立法在对受害者采取最优的法律机制（即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情况下，司法为了平衡原告的“先天优势”，会在事实上增加受害者的举证责任[6]。从已有的环境民事侵权案例可以看出，当法官主观上认为在个案中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过小时，为了避免直接适用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所带来的不公平，就会要求原告提供初步证据，以求得法律与现实的适当平衡。然而对具有目的预防性、受益广泛性的环境公益诉讼而言，初步证明责任的严格要求则意味着举证责任倒置将停留于立法层面，受困于司法门前。
　　三、完善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
　　（一）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重构
　　“一刀切”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不太适合解决环境公益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而法官在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适用中，容易无视、规避举证责任倒置。因此，重新构建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框架十分必要[7]。在环境公益举证责任倒置问题上，采用举证责任分割的方式，将“总的举证责任”分割为“原告的举证责任”和“被告的举证责任”[8]。这样审判结果会呈现三种情形：第一，原告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被告未完成，“总的举证责任”未完成，被告败诉；第二，原告未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原告败诉。第三，原被告都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总的举证责任”完成，被告胜诉[9]。区分“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败诉风险”责任，从而构建“总的举证责任”、“原告举证责任”和“被告举证责任”的举证责任分层体系，这病没有违背“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法定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也为以生态修复为目的的环境破坏风险行为提供了证责任分配依据。
　　（二）通过辅助制度解决环境有关诉讼举证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