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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丰富证据种类。由于环保组织相较于公民个人，信息渠道较广，专业能力较强，但是诉讼经验不丰富，举证的规范性不足。笔者认为，可以把新闻报道、科学论文、调查研究、专家意见、公民信访等材料作为证据参考。一方面可以丰富案件证据，有助于辨明案件事实真伪；另一方面，可通使证据加入公众参与的元素。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公共利益，公众是环境这一利益的直接受益人，也是环境损害的直接关系人，公众的参与显然很有必要。在重构环境公益诉讼举证责任框架、厘清提供证据责任和败诉风险责任的前提下，丰富证据种类，有利于原告充分发挥举证优势，提升民众参与环保的积极性。
　　2.书信管辖制度。在环境公益诉讼立案初期，可以参考印度的公益诉讼的启动模式——书信管辖权制度。书信管辖制度是指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把公民写给法院、个别法官或法庭的信件视为令状申请书，以此启动公益诉讼程序。我国公民不是适格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但可以将印度书信制度中的起诉主体换为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这会为起诉主体丰富证据来源，减轻证据负担。
　　3.因果关系推定。推定是建立在基础事实已经被证据证明的基础上的依据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常态关系来认定推定事实的一种特殊证明方法。推定的前提是常态关系，常态关系是从经验法则角度强调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常态关系有一定的不周延性，这也是被告进行反证的突破口。相比举证责任倒置从一开始制定分配规则，推定方式更考虑案件特殊性，以适用于案件中具体的待证事实，从而有助于案件举证方向沿核心事实进行，敦促和刺激原被告积极举证。《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认可了推定方式，但仅停留在对基础事实认定的推定，笔者认为，可以将推定方法运用于任何待证事实，包括因果关系。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公害犯罪处罚法》中规定如某人排放了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且其单独排放量足以危害公众健康，而排污后公众健康事实上受到或正在受到危害，便可以推定该危害是由该排污者引起的。德国《水利法》和《环境责任法》对环境侵权责任作出了较详细规定，法院则在司法实践中对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具体化，受害人只要提出证据证明已发生的损害，且证明该损害是某废弃物造成的，就可以推定该废弃物的排放企业是加害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德日两国都将推定的方式运用到了因果关系环节，我国可以借鉴。
　　4.充分发挥支持起诉功能。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具有公益性，检察机关、环保部门等国家公权力机关以各种形式支持环境公益诉讼有其法理依据。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3年初，我国各级法院已经受理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至少17起，其中6起原告为检察机关，3起原告为环境保护等行政机关。这些案件都以原告的胜诉告终，由此可见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机关在举证方面能够给适格原告提供支持的能力。充分利用这种功能，完善支持起诉方面的机制有助于解决举证难的问题。然而，要充分发挥支持起诉的功能，仅有上述许可性规定是不够的。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诉讼活动中可能存在角色两面性问题，既是公共环境利益的维护者，又是某些环境污染案件责任承担者。笔者认为，支持起诉应当作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义务性规定，避免其怠于履行提供证据的义务，导致原告举证不确定性。检察机关为环境公益提起诉讼有其法理依据，作为审判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也会在抗诉中对诉讼予以支持，因此建议可将检察机关列为共同起诉人，以此支持起诉。
　　环境公益诉讼除了具有复杂性、长期性、潜伏性特点之外，还具有主体公益性、目的预防性等特点，举证环节困难重重。法定的举证责任倒置针对的是“环境侵权赔偿诉讼”，不能完全涵盖全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且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本身在环境相关诉讼中的适用也存在问题。因此，应当构建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程序，明确法官在举证责任倒置上的自由裁量范围和限度，再通过丰富证据种类、运用基本事实推定以及发挥支持起诉功能等方法完善举证责任机制，让案件事实更加明晰，从而推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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