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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分工与法律分别为柏拉图中期与晚期秩序观的核心理念，维系着其“理想国”的有序运行。“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通过理性分工实现个人、城邦、乃至希腊世界的有序和谐：灵魂三分中突出理智的节制作用；城邦三个阶层公民有序分工中突出哲学家的理性治理；城邦间分工合作中注重发挥良好国家的理性约制。简言之，“理想国”即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的理性分工秩序。晚期，柏拉图以神性论证了法律的理性，开始注重法律在实现城邦理性之治的效用，并着重探求城邦走向强盛的法律之道。柏拉图认为和平时期应制定法律，保证每个公民定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天晴下雨，“一个月至少留一天（如果当局认为合适，可以超过一天）用来进行军事演习”，制定娱乐规划时应包括“战争游戏”等。不过，柏拉图对法律的意图作了限制，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故政治家“只有当他把他所制定的有关战争的法律当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关于和平的立法成为战争的工具时，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立法者。”因而，晚期柏拉图在城邦理性之治中融入法律，即“杰出的人那儿获得真理，并以法律的形式配合它去管理国内事务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四、“天下”与“民族/国家”：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

　　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有不同：孔子的“大同社会”涵盖天下间的一切地区与国家，是一种天下逻辑；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外延仅限于古希腊地区及城邦，为“民族/国家”（城邦）逻辑。

　　孔子秩序观的逻辑为“家庭→国家→天下”，国家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政治单位——天下，“天下有道”亦为其秩序的最终归结点。在孔子看来，国是家的延伸，“天下”为最大的家，正所谓四海为一家。赵汀阳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把天下看成是最高级的政治分析单位，而且同时是优先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问题要从属于天下的政治问题去理解，天下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的依据。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这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身上更是有明显体现。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以“天下”观天下，其最终追求的亦是一种顺应宗法秩序，天、地、人皆归于有道的天下秩序，有一种天下主义的意识倾向。故“天下”构成了孔子秩序观的外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个人→城邦→希腊世界”为框架而层层构建起来，秩序的最高层次是达于希腊世界，带有浓重的希腊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作为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单位，城邦一直为柏拉图思考的主题，城邦的正义或理性之治更是柏氏穷尽一生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孔子的天下主义，柏拉图以“民族/城邦”为基本单位看待世界，无论是哲学家治国，抑或城邦法治，皆旨在探究城邦正义及希腊世界下希腊民族的团结与和平。而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柏拉图又带有极强的民族与文明优越性，对希腊民族与非希腊民族采取分而视之的态度，视希腊人为文明人，而非希腊人为蛮族、敌人，“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是属于内部的，自家人的；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外部的，敌对的”。因而，柏拉图的秩序观仅限于希腊世界内部，并未把非希腊世界包含在内，希腊民族/城邦即构成了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纵观西方发展史，国家间往往充斥着严重的民族/国家意识倾向，这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可窥出一斑。

　　五、结语

　　位于人类文明的发端，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精神文化大发展，并奠定了此后中西文明发展的精神基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根植于中西方独特的物质文化土壤，故能在比较中显现出中西思想文化基因的差异。在新时期的中西交往中，我们应正视彼此间的内在差异，合理进行扬弃，消弭分歧，避免误会与冲突，在“和而不同”中实现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