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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动惯性的影响下， 任何行为主体倘若忽视环境的变迁且缺乏革新观念， 很可能导致能力陷阱的产生，作为行为主体之一的政府也不例外。政府能力陷阱是指政府过分依赖、崇拜以往较为成功的经验、技能或方法，随着环境的变迁，其过往积累的经验难以应对新环境、新问题，从而导致政府在能力发挥上陷入困境的情形。尽管政府以往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教育治理意义重大， 但过分依赖以往的经验和技能，忽视教育治理环境的变迁，必将导致政府对自身的盲目崇拜，从而制造能力陷阱。教育治理过程中的政府能力陷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单一行政性教育治理手段的沿袭。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管理社会的手段较为单一，其中，行政手段是政府管理教育的主要手段。行政手段往往表现为“ 命令式”、“ 动员式”与“ 即时性”，这种方法在国家处于低度发展且教育亟需提升的时期，能够带来命令执行上的高效率，政府管理的效果也较为显著，从短时期来看有利于达成政府的既定发展目标。这种手段在计划经济阶段可以视为政府的“ 锦囊妙计”，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 若政府仍然按照管理行政机构的模式来管理学校，用命令、指令等指挥学校的发展，将使政府的教育治理缺乏科学性，违背教育治理的规律，这种单一的行政手段在现代化的教育治理中最终显得乏力。现代教育治理更崇尚多手段的综合应用，诸如法律、法规、政策等等，在现代化过程中，制度性、稳定性以及持续性才是教育治理追求的目标。

　　其次，教育决策集权性治理方式的倚重。在计划经济时期， 政府的教育决策权高度集中有利于政府对教育部门、学校及其相关教育组织的直接管理和控制，行动迅速、步调一致、效率较高是该时期的主要特征。同时，在教育落后且教育任务相对简单的时期，政府掌握教育决策权并接管学校办教育，往往有利于将教育水平提升至一个新台阶， 教育决策权高度集中的优势一目了然。然而，在现代化的教育治理情境中，教育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学校及相关的社会组织迅速成长， 加之政府难以避免教育治理参与中的有限理性， 使教育决策权的高度集中难以适应教育治理环境的变化， 因此， 诸如学校办学自主权问题、社会组织如何分享教育决策权问题等逐渐受到学界的争议。有关决策权的调整是构建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更多教育治理主体的参与，意味着在相关事务上更高程度决策权的分享。[8]在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不可能也不能够完全、绝对垄断教育决策权，因为作为微观教育治理主体的学校、社会组织更清楚自身的发展， 在如何应对教育公共事务上也更具话语权。因而，政府在保留必要的宏观决策权的前提下， 推进一部分决策权在不同教育治理主体间的共享，让学校和相关社会组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围绕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自我决策、自我管理，既是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也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再次，教育公共服务参与的单中心倾向。在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近乎是教育公共服务的唯一主体，由于受特殊发展阶段的影响， 政府在教育公共服务参与中的一元主导，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育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 使教育计划的执行环节与教育决策内容相一致， 保障了国家教育战略在预定的轨道上运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政府理应有能力承担教育公共服务供给的重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教育环境已经发生了质变， 而政府在教育公共服务参与中的单中心倾向依然未减， 挤占了社会力量对教育公共服务的介入。以2009 年为例，“ 我国民办高校在校学生446 万人， 仅占全部高校在校学生2979 万人的15%， 民办中等教育在校学生981 万人， 仅占全部中等教育学生10130 万人的9.7%，民办初等教育在校学生502.8 万人， 仅占全部初等教育在校学生10282 万人的4.9%；同时，在教育公共服务中，社会资本平等准入遭遇门槛；官办与民办在财税政策上区别对待等”。[9]教育治理现代化是教育治理主体的现代化， 它要求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而政府当前在教育公共服务上的强势参与行为，无疑打上了“ 单中心”倾向的烙印。传统的教育管理思维尽管取得过暂时的成功，但在变化的环境中，也会为教育治理制造能力陷阱。

　　最后，教育治理风格上管理与服务关系的失衡。管理与服务既是政府的治理风格， 也是政府教育治理能力的体现。管理思维与模式在推动我国教育发展方面， 尤其是在社会力量弱小且教育问题突出的时段，政府的管理能力不仅有助于改善教育现状，还能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在教育治理过程中，尽管政府的管理不可或缺，但管理风格已经不再适用于微观的教育公共事务， 为教育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已成为教育治理的关键之一。然而，政府在教育方面的管理风格和力度却依然未减。相关教育治理的调查研究显示，“ 不少政府机关和公务员在角色定位上仅注重其作为权力者的身份，而忽视其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的根本宗旨，背离了政府存在的基本价值， 依然是管制型而非服务型的政府治理风格”[10]。

　　在当前的教育治理环境下， 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宏观教育管理上， 突出政府在教育行政职能上的服务性， 为其他教育治理主体的参与腾出空间并提供帮助，这才有助于教育治理体系的完善。否则，传统的管理风格难以与变化的教育治理环境相适应。

　　二、政府能力陷阱对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