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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国外语言人类学经历了从纯语言研究到关注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互动，从二元对立到三一辩证的语言哲学思想转向，产生了“对话理论”、“社会行动理论”、“移动符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等学说。研究者们面对全球化、数字化的机遇和挑战，试图从跨学科研究和对语言社会实践的关照中拓展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路径。这一趋势也必将影响我国语言人类学未来的发展和走向。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语言社会实践

　　一、引言

　　西方哲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人们从寻找现实的本源，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的界限，再到语言论的哲学解释阶段。西方语言人类学也开始从文化资源、社会实践、历史记忆、话语权力等四个方面研究语言和语言现象。语言学家们不再把语言看作是理性的工具，而是关注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我国对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虽然始于20世纪上半叶，但目前还停留在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等基础层面，在语言的话语权利、社会实践等方面研究力量薄弱。鉴于此，有必要分析和把握国外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为我国语言人类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国外语言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语言人类学始于20世纪初，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以及他的学生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人。博厄斯研究美洲印第安诸语言的语法结构、词汇和诗歌，指出语言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窗口，语言之间不存在发达与不发达，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并以自己的研究证明全人类的心智是同一的。此后，许多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高度重视语言对社会的解释和表现作用，越来越关注语言社会实践。

　　语言人类学创建初期，在学科定位上经历了“语言人类学”和“人类语言学”之争。经过部分人类学者大半个世纪的努力，对语言人类学有了以下定位：语言人类学这一边缘学科研究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等问题，研究方法兼顾“田野材料”和理论对话，其研究对象是真实的社会人，研究内容是社会实践者的现场话语和情感，是活动者和实践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意义。

　　语言人类学和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在思想渊源和具体研究方法的应用上有很多交叉部分。马克思、涂尔干、布迪厄、列维-斯特劳斯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思想和方法，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社会人文学科的交叉使语言学走出就语言论语言的局限，更多的学者把语言看作是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使语言与思维、现实的关系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语言人类学者使语言研究步入人文世界，与社会、文化、认知、实践联系起来，对许多人类学主题进行了创新研究。

　　三、国外语言人类学的发展现状

　　（一）从二元对立到三一辩证

　　列维-斯特劳斯在雅各布森音位理论的影响下，开创和发展了结构人类学。他认为，人类的各种文化形式可以反映他们的心理结构，而结构人类学试图在文化材料中寻求结构性二元对立。在现代语言学领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科学主义立场出发，指出能指-所指、言语-语言、共时-历时、组合-聚合等二元对立观，试图用逻辑、理性、稳定的结构解决纷乱无序的社会语言现象。其理论人为地割裂了人与社会、语言与价值的联系，割裂了现实与历史的联系。

　　巴赫金和皮尔斯以“三”对“二”，批判和修正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巴赫金把索绪尔语言学的排列顺序颠倒过来，不从稳定的语言出发，而从变化的话语出发，从生活和历史事件出发，论证对话的社会属性。巴赫金为主观和客观、稳定和变化、语言和言语、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辩证位置，不是让“二元”对立，而是对转、对话、互动、互渗。皮尔斯指号理论中对象（object）的三个维度，即拟像、标指、符号，具有特殊的、革命性的意义，它是超越二元对立，实现三一辩证的起点。这种“三”的思想正如中国的太极八卦体现了身心时常处于对转中，揭示了万物都在变化和发展中，没有绝对的“二元对立”。

　　（二）当代语言人类学发展的主要理论

　　1.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俄国思想家巴赫金（MikhailBakhtin）的对话理论认为，对话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人们认识世界、互动互通的基本方式。包括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在内的对话形式，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的交换关系和交换形式，其终极是审美判断。人要达到生活完美，就要对自己有“全观”的认识，但人有天然的局限，他（她）不能看到自己的全部，不能直接观察自己的面部和背部，这就是“视域剩余”。对话，即符号交流，使人克服“视域剩余”，体察自我，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搭建桥梁。借助别人的眼睛反观自我，这便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2.社会行动理论

　　维果茨基（LevVygotsky）认为，人的高级心理机能是中介活动的产物，心理工具（psychologicaltools）和人际交流扮演了中介角色。他指出，儿童的语言发展表明，思维和言语有着不同的起源，思维的发展经历了前语言阶段，言语的发展经历了前智力阶段。语言和思维先是各自发展，然后在一定阶段上“合流”，思维成为语言的思维，语言成为理性的语言。维果茨基的社会行动理论为语言人类学提供了崭新的心理学视角，明确指出了长期困扰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语言和思维谁决定谁”的问题，并指出语言只有在社会行动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和意义，极大地拓宽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理论基础。

　　3.移动符理论

　　雅各布森和希尔弗斯坦提出“移动符”理论。他指出，语言在表面意义之下发生“移动”，指向另外的意义，即“弦外之音”或“话中有话”。说话人发出的信息要由受话人接收；说话人对信息进行编码，受话人加以解码。移动符”即编码指向信息，只有求助于具体信息，才能确定编码的总体意义。典型的移动符有“我”、“你”、“这里”、“现在”、“昨天”等兼指时间和空间的代词或指示词，也包括语法上的事态和性别词等。

　　4.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者强调心智的体化性质，强调范畴、概念和推理不是客观外界的镜像反映，也不是先天赋予，而是人类对客观外界的感知和体验。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s）原理对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观有重要影响。人类以“相似联系”概括事物属性。原型（即最好的样本）即建立在这样的共有特征上，它强调类似于AB-BC-CD-DE-EF的连续性，而不是划界、定格。认知语言学是一种过程理论，突出互动、场景、身体、图式等，努力超越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突出主体的认知能力，同时也突出认知对象的反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外因”如何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问题。

　　四、国外语言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国外语言人类学已进入深入发展阶段，但还未形成成熟、系统的理论框架，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学科之间更加开放的理论空间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使语言人类学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一）迎接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挑战

　　语言和文化不会独立存在，需要和其他语言、文化并存，语言和文化的边界也不会固定不变，它们会随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随政治经济的流动而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单纯的文字已经不能进入文明前沿，语言、文字要数字化才能进入“先进文明”。语言接触导致语言社会功能的调整，语言竞争难以避免，需要通过国家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来协调，确保语言多样性、可持续的发展。语言人类学更加关注语言意识形态研究，超越了纯语言结构研究，把文化象征、地方知识、政治利益、社会情感等纳入语言研究中。

　　互联网的应用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群体成员间的交往方式也发生着巨大改变。数字化生存把人的感知和感觉分解，形成新的体化记忆和体化实践。数字化、虚拟式的语言、文字交流形式产生了新的语言互动和实践，语言人类学开始关注去殖民化即本土能动性问题、数字化带来的跨国跨族现象、移民社会利用虚拟技术联络乡情的问题等崭新的研究课题。

　　（二）跨学科研究继续深入

　　国外语言人类学已经在哲学思想上步入了跨学科研究阶段，如对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借用；从其他学科借入关键词，并加以发展和创新，如对福柯的“权力”、巴赫金的“对话”的研究。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者之间虽然一直进行着积极的对话，但二者的跨学科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话语权力表现社会地位，语言行为反映文化阶层。话语分析是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谈话过程，线性的话语流会生成结构性的规范。

　　近年来，语言人类学者把社会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比较民族志研究和语言人类学关注的指号过程联系起来，重新思考有关大众媒体的研究范式。此外，作为语言学中最接近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认知语言学重视语言表达形式和意义之间的“非任意性关联”，即隐喻，为语言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潜力。

　　（三）与社会实践进一步融合

　　不同于纯语言学的规则，语言人类学强调日常生活，重视实践，突出互动，寻找历史，着眼差异。赫尔德、洪堡特、萨丕尔和沃尔夫等学者，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认知、实践联系起来，沿袭了人类学的“法宝”田野调查，在大量观察、总结社会行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构建。以社会实践为研究文本的语言人类学从田野工作中汲取养分，捕捉活的语言活动，为语言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五、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我国处于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社会转型期，语言人类学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政治经济的流动迫切需要把文化象征、地方知识、政治利益、社会情感等纳入语言研究中。我国是多民族多语种国家，现存80余种民族语言，其中一部分正面临濒危。语言人类学研究将对我国民族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发挥重要的保护和传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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