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投稿_医学论文投稿_核心期刊,职称论文投稿发表_论文部落

　　在确立了“以意逆志”、“实事求是”的解《诗》原则和态度后，方氏采取了文学阐释而不是经学训诂的手段来进行对《诗》旨的探寻，主要表现在他对结构、层次的重视，对文学流源的追溯，以及对意境、虚实等手法的强调。他的解《诗》体例，不牵绊于一字一句的训解，而是注重整体的把握，在《诗》旨通达的情况下又能不废训诂，同时还能从文学的角度另辟蹊径地欣赏《诗经》的妙处，具体地说，便是“先诗首二字为题，总括全诗大旨为立一序，题下如古乐府体式而不用伪《序》，使读者一览而得作诗之意。次录本诗，亦仿古乐府一解、二解之例，而不用兴也、比也恶套，庶全诗连属一气而章法、段法又自分疏明白也。诗后乃总论作诗大旨，大约论断于《小序》、《集传》之间，其余诸家亦顺及之。末乃集释名物，标明音韵。本诗之上眉有评，旁有批，诗之佳处亦圈亦点，以清眉目。”

　　（三）总览全篇局势，讲求结构章法

　　针对前人解《诗》“全章离句，不相联属”，同时“泥于字句间，以致全诗首尾不相联贯”的弊病，方玉润解《诗》特重“篇法”，以为“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领者”。具体来说，便是“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窥古人义旨所在”。

　　方玉润特别注重对于篇章局势的总体把握，在他所列举的赏析《诗经》、探求《诗》旨的逻辑次序中，“总览全篇局势”别排第一，处于高屋建瓴的地位，“庶使学者得以一气读下，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后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这便是“总览”原则，从文章结构、层次人手，而不是乾嘉学者“由辞通道”的路径来寻找《诗》旨，因为那样做的目的最终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寻找不到《诗》旨。

　　有了“总览全篇局势”的视角，在探求《诗》旨的过程中便不会如“河伯之人大海”，落得“望洋兴叹”的处境了。相反，在“全篇局势”视域中，《诗》篇层次、结构便会清楚明晰地展现出来，这样所求得的《诗》旨，无疑更接近原始《诗》意。所以方氏对于诗篇解释的大体结构，是先解释每章句意，然后分别进行评述，最后再旁征博引，解释文章妙处，同时辨别各家之说，字里行间《诗》旨自现。如其对于《都人士》的品评，先从结构人手，“（一章）单提士。（二、三、四章）此三章士女并题。（五章）一女双收与首章若相应，若不相应，并见篇法之变”，这样得出“缅旧都人物盛”的结论，相比《毛序》“周人刺衣服无常”的观点，更符合整个篇章的内蕴。同时，这种高屋建瓴的技巧，使得他们对于《诗》旨的洞悉，更合理，更深刻，如《巧言》眉评指出，第六章“点明致乱之由，章法一线穿成”来赏析整章诗篇，便是明证。

　　（四）注重笔阵开合，追求境界、韵味

　　尽管方玉润解《诗》的目的，是为了“原诗人本意”，但在实际的审美活动中，更多的却是以文学的方式来解读，追求跌宕和情至，注重笔阵的开合变化，这是方氏解《诗》的一个突出特点。比如在《小雅·出车》眉评中认为这首诗的第四章“以上了一事，以下又生一事。以事之曲折，为文之波澜。”认为《小雅·蓼莪》‘（几于一字一泪，可抵一部《孝经》读，固不必问其所作何人，所处何世，人人心中自有一段至情至性文字在，特其人以妙笔出之，斯成为一代至文耳！”叫其它如《邶风·匏有苦叶》“词旨隐约，局阵离奇，忽断忽连，若规若讽，极风人之意趣”，《小雅·采薇》“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情，非可言喻”，《郑风·风雨》“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还有《小雅·小弁》为“此情文兼到之作，宣圣虽欲删之而不忍删也。而谓孟子能不节取之哉？至其布局精巧，整中有散，正中寄奇，如握奇率；然离奇变幻，令人莫测。读者熟而细玩之，当有自得，勿烦多赘。”可见，他从感性而不是理性来解《诗》，特重情感表现。

　　除却对文章结构，笔阵开合等的重视外，方氏还注重修辞手法的运用，特别是境界、虚实、主脑、烘托等文学手段的使用，而反对以“赋、比、兴”强解《诗》旨。他认为“作诗之法，断不可少。然非执定某章为兴，某章为比，某章为赋”，“赋而兴”，“兴而比”之类，如同小儿学语，句句强为分界也。夫作诗必有兴会，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方玉润对《诗经》的品评追求境界，尤其体现在对于《苯苜》诗旨的阐释上，“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回昧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他注意到时达到这一境界，侧面描写的重要性，如在对《大田》的品评中明确提出“事愈闲而文愈曲矣”，“正面难以着笔者，须从旁渲染”，从而“闲情别致”的效果。在《硕人》一诗的品鉴中，他提出“托月者必滃云，绘龙者必点睛，此绘事之妙也，诗亦通焉”的观点，意在说明“从旁摹写，极意铺陈，无非为硕人生色”。

　　此外，方氏解《诗》追求韵味，提倡以画解诗。如在《七月》中，他提到了《诗》的不同韵味，“今玩其辞，有朴拙处，有疏落处，有风华处，有典核处，有萧散处，有精致处，有凄婉处，有山野处，有真诚处，有华贵处，有悠扬处，有庄重处。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方氏多处提倡“以画解《诗》”，如《鱼丽》“重重再描一层，是画家渲染法”，并且直接评价《良耜》“如画”。

　　（五）细求字句研炼，考索风格源流

　　方氏提出自己的解释是在“总揽”的基础上，归结到对于字句的研炼之中。他特重语工，讲求炼字，认为《伐木》一章“极为闲雅，浑成”，而《天保》“全书以“德”字为主。”而《鹤鸣》“园字是全诗题眼，前后景物皆园中所有。”纠

　　值得称道的是，方氏注重“以诗解《诗》”，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唐宋诗词来解释《诗经》在艺术方面的贡献，并且指出了其风格流派的历史脉络。他利用韩愈的诗来解释《械朴》的主旨：“以天文喻人文，光芒何止万丈长耶！”用杜甫的诗来品评《常武》，认为“‘徐方’二字回还互用，奇绝快绝！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之句，有此神理。”同样《玄鸟》眉评，方氏亦征引杜甫诗句来进行阐释，“意本寻常，造语特奇。遂使小儒咋舌，警为怪事，创为无稽妄谈。皆不知诗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过也。”不仅如此，方氏还特注重对于文学风格的追踪溯源，他认为《桃夭》“开千古词赋香奁之祖。二三章意尽首章，业实则于归后事，如绿叶成荫子满枝，亦以妇人贵有子也。”《兔置》“落落数语，可赅《上林》《羽猎》《长扬》诸赋。”《黍离》“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此专以描摹虚神擅长，凭吊诗中绝唱曲。唐人刘沧、许浑怀古诸诗，往迹袭其音调。”《閟宫》（五章）“此颂其征伐之劳，能以昌大，皆虚词溢美，开后世词赋家虚夸之渐。”认为《月出》“从男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并非实有所遇，盖巫山，洛水之滥觞也。”

　　总之，不同考据学家对于《诗经》的“训诂名物”，通过“由辞通道”的路径，先文字而后篇章，把对于经典的解释和价值系统的探索建立在坚实的经学基础之上，方玉润在《诗经》的阐释上则进行了一场逆向的方法论革命。同样是对于隐藏在经典背后的价值系统的探寻，他采用的是“总览”的原则，落脚点在于对字辞的阐释，采用的是“绎情”的方式，从文学的关照而不是经学的阐发，来表明自己对于《诗经》的态度。

　　三、《诗经原始》源流与评价

　　追溯方氏《诗经原始》的学术源流，笔者以为当以姚际恒为宗，两者不但在解《诗》的原则、体例、方法上相同，而且双方对于《毛序》、《集传》的态度也基本一致。方氏认为“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窥古人义旨所在”，乃从姚氏所提倡的“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而来。方氏不依傍《诗序》，不附和《集传》，直接从《诗》的本文“循文案义”来探求诗旨的做法，亦是姚氏“自由立论，不拘于朴学家繁琐饾饤的考据”，开风气之先的结果。《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以为“是书（《诗经原始》）不惟议论多宗姚际恒，其旁批圈点，亦效《诗经通论》为之，然如开卷首列思无邪、太极图，则固姚所未有，而凡例中且谓姚氏其排《传》也，甚于排《序》，所论又未能尽与古合。故自序谓其不足以钺肓起废，因作《原始》一书，盖欲原诗人始意，舍却《序》《传》，直探作诗本旨，以得其真。”

　　方氏对于《诗经》的解释，遵循的是“以意逆志”的方式，这种方式由于其结合自身的情感体验，有非常大的创新空间，相比起“古籍具在，可以详核而知”的“名物训诂”，作诗之意，前人或失之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定也。（诗补传序）因而，方氏不可避免的穿凿附会之处也非常多。特别是关于《郑》《卫》之《风》的主旨理解上面，蹈袭《集传》，而且更有甚者，其对于《邶风·泉水》、《载驰》的解释，附会的地方很多。同时，方氏还在训诂上面犯下了错误，殊多舛误。如《关雎》释“关关”云：“或云彼此相关，是声中见意”，关关本事拟声词，《玉篇》云：“和鸣也。”方氏还犯了添字解经的大忌，在《大雅·生民》中“以弗无子”，添一嫁字，“以其弗嫁，未字于人”。训诂方面的舛误，直接影响了他对于诗旨的探索，出现了不少曲解。他批评朱熹“更有甚于《序》之伪托附会而无当者”，用来批评他自己，也是恰当的。

　　总之，《诗经原始》在《诗经》研究史上突破了传统，尤其是考虑到它摒弃汉唐以来的经学藩篱，摆脱训诂，从文学角度通过对《诗经》的语言、艺术特征的分析，直探《诗》旨，为后世的《诗经》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领域。尽管他最后所得的《诗》旨，其中一些仍有歪曲附会的解释，因袭旧说的地方也不少。但瑕不掩瑜，方氏继姚际恒之后，从文学角度来谈论《诗经》的经学宗旨，取得了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