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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是通过”太史公曰”对于统治者施暴政、滥用民力的批评和对统治者行仁政、爱惜民力的赞赏体现出来。

　　[关键词]太史公曰；《史记》；爱民

　　一、前言

　　1、关于作者及作品的介绍。“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1]

　　2、关于本文的介绍。本文将立足《史记》原文，通过列举有关秦始皇、秦二世、项羽、刘邦、汉文帝、汉武帝的评论，来证明本文的论点。由于掌握的素材及能力有限，行文不当之处，恳请老师批评指正。

　　二、“太史公曰”对于统治者施暴政和滥用民力的批评、反对

　　1、秦始皇和秦二世施暴政、滥用民力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太史公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2]在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司马迁是赞成贾谊对于秦始皇父子的批评的，也就是说，贾谊的这一观点我们也能看成是司马迁本人的观点。

　　1.“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使”[3]

　　作者对秦始皇的批评来源于：“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仁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4]“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设五丈旗……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5]“案问莫服。当时是，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6]“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戍边。”[7]

　　2.“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苦而主弗收恤。”[8]这一批评的根据在于：“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9]“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谓能督矣。’”[10]“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簸箕敛，以供军费，才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11]归结起来，秦二世的暴政体现在：继续甚至加重秦始皇时期的严刑峻法，视生民的性命为草芥；其滥用民力体现在加重老百姓的税收负担，以供养军队，不顾百姓死活，强迫百姓服徭役。“太史公曰”借贾谊的《过秦论》表明了对于秦二世这一系列做法的批评。

　　通过归纳“太史公曰”对于秦始皇父子施暴政、滥用民力的批评，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

　　2、项羽施暴政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太史公曰：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自矜功伐，奋用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2]对于项羽这样的结局，孟子早有论断：“暴其民甚，则身杀国亡。”[13]让我们来看看作者这一评价的来源：“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14]“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15]“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16]从原文的描述中，项羽这位英雄人物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另一面：对待老百姓的凶狠、残酷无情，也就是因为他的暴政使他丧失人心，最终身死国灭。“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就是针对项羽的暴政进行批评的。通过分析原文，我们可以从“太史公曰”体会到《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

　　三、“太史公曰”对统治者行仁政、爱惜民力的赞赏

　　1、刘邦行仁政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太史公曰：‘故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疲倦，得天统矣。’”[17]作者评价的根据在于：“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无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18]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刘邦的仁政体现在：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保障老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不给老百姓增添负担。“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9]这是刘邦行仁政后得民心的真实写照。“太史公曰”通过赞美刘邦行仁政，表达了其“爱民”的思想；

　　2、汉文帝行仁政、爱惜民力的表现及作者的评价。“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20]“太史公曰”做出这一评价的根据在于：“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而坐之，及为收奴，朕甚不取。其议之。……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21]“上立为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22]“上曰：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卫将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23]“乃下诏曰：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其除田之租税。”[24]“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恶厌苦百姓。”[25]汉文帝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6]归结起来，汉文帝的仁政体现在听从缇萦的申述，废除了肉刑，并且进一步废除了苛政刑法；其爱惜民力体现在生活简朴，无论对于自己还是自己的宠妃都要求节俭，没有根据自己的所好大兴土木。“太史公曰”通过肯定汉文帝的做法，表明其“爱民”思想。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太史公曰”对秦始皇父子，项羽和汉武帝的暴政或滥用民力的批评、反对同对刘邦、汉文帝的仁政、爱惜民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太史公曰”发掘《史记》中蕴含的爱民思想。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170页

　　[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184页

　　[3]同上，第192页

　　[4]同上，第150页

　　[5]同上，第162页

　　[6]同上，第164页

　　[7]同上，第166页

　　[8]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194页

　　[9]同上，第1746页

　　[10]同上，第1752页

　　[11]同上，第1774页

　　[12]同上，第250页

　　[13]陈蒲清.《孟子注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5月.第115页

　　[1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232页

　　[15]同上，第242页

　　[16]同上，第1818页

　　[17]同上，第298页

　　[18]同上，第268页

　　[19]陈蒲清.《论语注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5月.第8页

　　[2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346页

　　[21]同上，第326页

　　[22]同上，第328页

　　[23]同上，第330页

　　[24]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336页

　　[25]同上，第340页

　　[26]陈蒲清.《孟子注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5月.第258页

　　作者简介：覃英志，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