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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阶层分化趋势明显，并呈现出稳态化的态势；不同阶层之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协调各阶层利益，减少阶层冲突，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依据，着重分析阶层分化带来的影响，探讨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的具体机制，以期为当前的经济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新世纪；社会分层；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机制

　　中图分类号：D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6-0012-04

　　作者简介：汪家华（1971-），男，安徽怀宁人，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传统的社会格局被打破。经济上，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实施，契约意识、公平原则、正义理念逐步从经济领域延伸至整个社会领域，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政治上，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全党共识。思想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意识深入人心，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逐渐成形。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各种利益群体逐渐形成，阶层边界日益清晰，利益固化现象日渐突出，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渐明显。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协调不同阶层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不仅关涉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本文拟从社会整合的背景、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社会整合的政治意义、社会整合的具体机制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社会整合功能进行系统论述。

　　一、社会整合的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层趋势

　　1978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推进，由于财富占有量的悬殊，进而带来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显著差别，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阶层化的趋势，并呈现某种固化的态势，逐渐形成了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结构化”现象。“结构化”是英国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用来分析社会阶层分化所提出的一个概念［1］。所谓“结构化”，是指人们由于社会财富的占有量不同，引起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逐渐被固化，最终导致了社会结构分层现象。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形成这种类似于西方社会的阶层结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存在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2］随着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阶层边界”随之出现，掌控更多社会资源的优势阶层代际继承性明显，对弱势阶层的排斥性在增强，并呈现出某种封闭化的趋势，弱势阶层流向优势阶层的难度加大、成本升高，阶层结构形态趋于固化。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结构上的阶层分化，不仅是经济上的现象，也可能带来文化上的阶层分化。优势阶层通过经济上对弱势阶层的控制，进而取得在文化上甚至政治上对弱势阶层的控制地位。通常情况下，文化对政治来说只是一个隐性的因素，对现存政治不会造成明显压力。不过，当文化因素受到经济利益影响的时候，不同阶层间的文化冲突就会由隐性变为显性，甚至发展成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唱反调，激化社会矛盾。因此，避免由文化冲突引起的政治冲突的根本解决之道，不仅在于文化自身，更在于对文化背后的经济因素进行调整，也就是通过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调节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重新构建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逻辑，社会结构分化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由于社会系统内部的矛盾、冲突，引起社会变革的必要，社会变革又会造成新的社会分化，形成一种螺旋式的上升通道，进而不断把社会推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不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各个子系统分化的速度和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引起它们之间形成紧张和冲突的关系，从而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特别是在社会资源又相对缺乏的情况下，社会分层的固化结构极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从而使社会整合成为必要。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整合。从理论上看，社会整合思想起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有机团结”概念。［3］所谓“有机团结”，是指存在一定冲突的不同个体或群体之间，为了达成一致意见，遵循共有的价值规范，相互协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实现一个趋于统一的整体。在涂尔干“有机团结”理论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美国结构功能主义学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正式提出“社会整合”概念，并从两个层面分析了它的内涵：“一是指体系内各部门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避免变迁；二是指体系内成分的维持，以对抗外来的压力。”［4］在我国，学术界对社会整合思想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其中以戴桂斌的观点较具代表性：“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5］

　　从中外学者对社会整合所作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整合的实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发挥引导、组织和协调的功能，特别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党，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至为关键。按照学界的观点，民主政制下的政党通常具有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四项功能。［6］其中，利益综合无疑具有明显的社会整合性质，有的学者，如美国的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甚至认为社会整合是执政党最重要的功能。［7］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也认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政党却能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一旦羽毛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8］具体到中国来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理应承担起社会整合的艰巨任务。

　　二、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阶层分歧出现扩大的态势，这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各种机遇，也给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带来了诸多挑战。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阶层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社会的稳定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相对合理的阶层结构。当前我国正在着力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模式，这种社会结构之所以得到认同，是因为中间阶层占比越大，社会就越趋于稳定。但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占比较小，尚不能发挥良好的平衡作用。因而，解决的关键是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特别是要提高弱势群体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以此扩大中间阶层。虽然完全意义上的共同富裕不一定能充分实现，但作为执政党，将“共同富裕”视为最终的发展目标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二是意识形态对阶层分化现象的合理诠释。按照帕森斯的说法，一个相对稳定、合理的等级制度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问题是这个相对合理的等级制度必须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而且还需要一套具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为之解释、辩护，使得人们把不平等看作是一种“暂时的合理”，不再变得不可忍受。就我国来说，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的新型意识形态，来为这种转型时期的不平等作出接近于合理的解释，将直接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智慧，更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三是政治权力的开放程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政治体系的开放是现代国家发展的普遍趋向，也是衡量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标志之一。但客观地来看，当前我国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序不高，民众缺乏表达意见的平台，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更为不畅。近年来，由于民众表达渠道不畅引发的对抗政府的行为屡有发生，如公开表达的“街头政治”、“夜间政治”①以及各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等等。

　　在市场机制和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之下，阶层分化必然会引发不同的利益诉求：弱势阶层希望社会财富的分配更为公平，并能跻身于优势阶层之列；而优势阶层则希望政治体系能够为自己的既得利益保驾护航，至少不损害当前的利益。由此可见，“分层的社会结构生来就不稳定”。［9］但问题是，任何社会都会存在阶层分化，只不过程度有轻重之别，因而问题的关键不是阶层分化本身，而是如何降低阶层分化的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程度。

　　2?政治权威社会结构化的冲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社会的统一受到统一的经济或市场、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政治权威三个因素的影响，三者中任何一方受到削弱都意味着社会的统一性遭到破坏。［10］就我国来说，实行市场体制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很多社会组织对政治资源的依赖性下降，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所谓的“准行政机构”，而是将自己的命运更多地与社会联系在一起，凭借社会资源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此外，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带来政治与社会的分离，由此造成了一些社会组织中政治权威的缺席。尤其是在私营企业中，由于私营企业的产权与国家无涉，工人与企业主之间形成的是契约上的关系，这样，在私营企业中，相对于政治权威来说，工人更多的是服从企业组织或者企业主的权威，企业中的政治权威无形中遭到了消解，从而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整合带来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