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传媒安全问题的认识与应对(2)
时间:2016-03-26 10:44 文章来源:http://www.lunwenbuluo.com 作者:胡晓娟 点击次数:
2.移动互联网开启多屏融合,大数据时代带来喜忧参半。
2014年,移动互联网进入快速发展期,逐渐成为构建“大传媒产业”新格局的核心。移动互联网与社会化媒体、电子商务相结合,开创出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多屏融合的时代。跟据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个人计算80.9%的使用率。[7]手机不再是简单的通讯工具,而被赋予更多媒体价值,多屏融合和互动为内容呈现方式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渠道。
2014年“大数据”时代正式到来,不仅体现在数据量的巨大,更意味着数据的处理、分享、挖掘、分析等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推进了人类的信息共享、资源共享和服务共享。
大数据技术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资源,同时对于未来趋势的预测、整体情况的揭示、实质内涵的分析更为全面、精准。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把用户的信息和需求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分析用户的需求、习惯并做到精准推送,由此对信息的呈现、分析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据可视化成为受众的偏爱。大数据时代加剧了传媒安全风险,一方面,大数据在存储、处理和传输过程中都存在着安全隐患,更容易成为黑客攻击的对象,因为可以以较小的成本获得海量的有效数据;另一方面,收集和分析关键信息的过程中隐私保护成为难点,个人信息、隐私泄露风险加剧。
3.微传播成为主流传播方式,开始影响传媒安全议题。
2014年,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大行其道,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新应用新服务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新兴媒体正快速向移动化发展,由此产生的微政务、微电影、微视频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微时代景观。微传播急剧改变着中国的舆论格局和传播生态。
现如今,微博客、微信等已经成为使用人数最多、传播力最强的新媒体形态。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75亿,中国微博客账号为12亿左右,网民使用率为43.6%。截至2014年7月底的数据显示,移动即时通信工具用户账号总数已突破10亿,其中微信用户账号超过8亿,其中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达580万之多。[8] 根据腾讯公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经营状况,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达到4.68亿,同比增长39%。[9]以微信为代表,掀起了新一轮交友方式、营销方式、支付方式的变革。微传播,抢占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更在舆论监督和议程设置中积极分得一杯羹。
互联网领域的这一系列变革,让网络舆论的鱼龙混杂、即时互动、隐蔽难控等特点更为突出,这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隐患。把关审核不到位,让网络舆情泥沙俱下,一时间难以控制,加之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敏感问题结合,容易瞬间点燃极端情绪,网民群体极端化倾向严重。这些都为互联网领域的传媒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新媒体时代中国传媒安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4年,虽然传媒安全得到各方的关注,也在艰难中不断探索前行,然而面临改革攻坚期,新媒体领域的变革,尤其是媒介融合的推进仍然面临很多问题,由此带来我国传媒安全总体形势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主流媒体优势一再受到挑战。
2014年,我国已经形成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全媒体传播格局。有学者指出,“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主流媒体由于严格执行‘把关’制度,其安全形势总体呈现出可管可控态势。” [10]
诚然,传统媒体尤其是党媒、央媒,一直在国家的有效掌控之中,“把关”严格,似乎很少出现差错。但是2014年面临新兴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的“可控态势”出现状况,一方面,信息传播效率优势不再,市场份额和经营状况惨淡;另一方面,人才流失,关门倒闭,让传统媒体从业生态进一步恶化,影响力大不如前。而21世纪新闻网新闻敲诈的丑闻以及传统媒体出现的一些新闻失实现象,尤其是地方小报为增加发行量而“不择手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直接威胁传媒安全。
2.新媒体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负面冲击依然突出。
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让其存在着天然的安全隐患。传播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传播效果的难控,传播机制的筛选、把关缺失必然导致传播过程中的风险加大。网络社区内,很容易产生意见领袖,并掌握着关键话语权,鱼龙混杂的网民媒介素养有限,这就极易造成谣言的传播和扩散,引起社会混乱,动摇和破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因此我们必须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可见,新媒体逐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斗争的重要战场,并占据制高点。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网络公共空间的互动让事件迅速升温,成为言论的集散地和舆情酝酿的温床。近年来,由网络发起或发酵放大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冲击正常社会秩序,极大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新媒体提供的平等的发声机会,把关人的缺失以及网民国家安全意识良莠不齐,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帮手”。加之匿名、开放、多元,核裂变式的传播效应,新闻真实性受到严重威胁,为各种流言、谣言滋生提供了土壤。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社会的虚拟现实,极易激发网民的情绪化和非理性行为,严重的群体极化倾向,危及社会和国家的稳定。
3.外国媒体从内容和技术两个层面进行干扰。
近几年,我国传媒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卫星电视的全球直播,国际广播的精准落地,以及互联网的无远弗届,为我国媒体国际化提供了多元平台,“但仍然面临西方国家全方位渗透的风险。”[11]
长期以来,国际传媒领域依然存在“西强东弱”的情况,西方大国依托强大的传媒集团和雄厚资源掌握着国际舆论话语权,一方面,在内容领域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对中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威胁我国传媒安全。运用新媒介技术手段,网络窃密和间谍攻击问题愈演愈烈,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对2013年前两个月的数据抽样监测,发现境外6764台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90万余台主机。其中位于美国的2194台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28.7万台主机。[12] 还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有的境外间谍机构设立数十个网络情报据点,疯狂采用“狼群战术”、“蛙跳攻击”等对我国进行网络窃密和情报渗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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